<h1>第26章 完粮纳税(四)</h1>
1853年8月,北到寿州,南至安庆,西抵大别山,东至滁州。在几乎整个皖中地区,韦泽的部下都开始实施最后的行动。
沈心作为临时工,在7月底就得到消息,8月与9月的工钱翻番,从四两变成了八两。然而兴奋的感觉并没有过去太久,如同山一样的工作扑面而至。
从南到北,各村的税收都得派人下去。一来是担心有地主们敢于反抗,有部队下去可以立刻实施镇压。二来担心不派人下去的话,地主们还会玩老花样,把税负转嫁给佃农。在新投奔韦泽的部队里面,出身贫困的农民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么一支穷人的队伍,怎么可能站到地主老财的立场上去。第三则是部队希望这次税收能够作为一个标准。以后的税收额度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水平。
沈心与队伍到第一个村子的时候,却见穷苦百姓远远的就迎接回来。作为懂文化的临时工公务员,沈心负责张贴告示,并且向百姓宣读内容。具体行政工作干起来让沈心极为不爽。这些内容一点没变,还是不到一个月前就反复说过的。但是百姓们却跟没听说过一样。
“老爷!你们上次说的还算不算?”这算是比较好的百姓们的说法。
“老爷!我们家的xxx就是咱们部队里头的啊!”拉关系的人从来不缺乏。
“老爷!我怎么记得上次不是这么说啊!”有些人就试图胡搅蛮缠。
“你们唬谁呢?你们敢xxx么?”还有些别有用心的家伙就开始挑拨。
“老爷!这里头xxx对你们说了瞎话,他还做了xxx的事情!”还有些人开始告密。
每天对百姓的工作结束之后,就是工作总结会议。各种反应都被汇总起来,而人心的险恶也在这些汇总与讨论中被一一探讨。
韦泽对部队的行动的核心要点之一就是,“以我为主!”民众的说法,看法,甚至是煽动,都与韦泽的命令不同。
“凡是纪律没有要求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干!”队长毕庆山也烦得要命,他态度恶劣的对着与会的工作人员叫嚷起来。
“我们怎么给他们说!我已经答应过一些事情了。”有工作组的人嚷道。
沈心脸上尽量想保持稳定,可心里面却是十分不以为然的,上头还没发话,下面的人就敢答应,这胆子未免太大了。
队长毕庆山板着脸,“怎么说,我给你们两个说法。第一个就是说自己根本不知道一些规定,所以给老乡们说了大话!要是觉得脸面上挂不住,那就可以选第二个说法,就说你们很想给老乡办事,但是你们的队长是个大坏蛋,他不答应!”
虽然毕庆山板着脸,看着一副让人觉得挺害怕的模样,但是这话让沈心没憋住笑出声来。这毕庆山的心胸也未免太大,竟然能坦然的让属下往自己头上泼脏水。
毕庆山瞪了沈心一眼,然后转头向其他队员,“你们给我记清楚,我们现在已经有明确的规章制度,黑纸白字……,哦白纸黑字!你们要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好好的给我读这些规定,这些政策!你们说过去的话,怎么圆,怎么推,我都不在乎。但是有一件事,凡是这政策上没有的东西,你们谁敢答应了别人,你们就自己想办法给我解决吧!”
因为作为临时工,沈心还不算是核心成员。而这种心态也让沈心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来处理工作,在这种心态的保护下,沈心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倒是颇有些乐趣。那些曾经在乡村中颐指气使的家伙们,现在被迫低下了头。被迫按照亩数交粮的时候,他们一面想赔笑,可因为肉痛,笑容与痛苦的表情融合在一起。当他们在核对的账簿上签字时,几乎所有的地主士绅都放声大哭。
这哭声中有痛苦,有不舍,有委屈,还有种像是屈辱的感受。沈心私下觉得,这种屈辱大概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向官府之外的人交过粮食,现在太平军的政权,无疑没有被地主士绅当成过官府。
征收粮食固然是主要工作,然而对内也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沈心所在的部队期间发生了两次处理内部人员的事件。部队里头有小头目试图给属下额外的待遇,遭到了队长拒绝之后,就自作聪明的进行了一定的小动作。结果被查了出来。
沈心即便是作为临时工,也被勒令参加了审理。毕庆山盯着那两个看着有些不服气的小头目,转头对参加审理的队员们提了一个问题,“军法可不可以违抗?”
“当然不能违抗!”队员们都答道。沈心即便不敢回答,却也知道正确答案。
队长继续问道:“那我有没有传达过总参谋部的命令,这次的完粮纳税,咱们行的是军法。我有没有让大家都看过总参谋部的命令!”
“看过!”队员们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