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问我：“那你就这么走回来的啊？得走一个多小时吧？”
我说：“是的。”
“啊？”洛阳很惊讶。他可能无法想象那样的画面，一个衣不蔽体，脚上没穿鞋，闻上去还臭烘烘的人走在马路上，多少人会注意到他，多少人会议论他，多少人会对他指指点点。他可能觉得那很丢人。
小宝给我倒了杯热水，他拉拉洛阳，示意他不要管了，洛阳还是不理解，他说：“哪个客人啊？他凭什么啊他，他……他仗势欺人！”
小宝拉着洛阳出去了。洛阳不懂，但是小宝懂。我不会去报警，下次再看到业皓文，我也不会去找他算账，也不会躲着他走，他找我，我会见，他和我说话，我会回应，顶多提醒他一声车上那次他还没给钱。他是消费者，他可以是对的，是不容拒绝的，但他不会成为我的上帝，我不会向他祷告，不会寻求他的庇护，我也不渴求他的爱，他不是我的信仰，我做不了他的信徒，不会用自己的苦难美化他的形象，不会将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不会成为我的救赎。感情是一时的，我和业皓文连感情都没有。我是一个点，而业皓文这样的人——这些客人们是一根又一根线，他们经过我，继续行他们的线，我呢，我们呢，继续点集在好再来。在楼上，在地上，在雪白的制服下面，在朗朗的天空下，在钢筋丛林里生活的人们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弱肉强食，阳奉阴违，虚与委蛇，得过且过，什么都好，什么都和我们无关，我们有我们的丛林，它扎根在充斥着紫粉色光芒的地下室，它在黑夜里呼吸，它靠本能和兽性生长；为过路的人、短暂停留的人，它保管伪装，提供掩护，为在其中游荡的我们，它毫无保留地庇护，为了这庇护，我们出卖我们可以出卖的任何东西，我们成为它的养分，我们遵循它的法则：我们的过去不值一提，我们对未来只字不说，我们妥善照料别人的欲望，我们自己的欲望无关紧要，我们是徘徊在后台的演员，等着扮演小丑，花瓶，泄欲工具，倾诉对象，父亲母亲，兄弟姊妹。
我去浴室洗了个热水澡，洗完之后在手腕和肩上抹了点正骨水。我爬到上铺，我的床上，躺下，我的枕头震了几下，我从下面摸出部手机，屏幕发绿光的诺基亚，屏幕上显示三通未接电话，都是业皓文打来的，还有两条短信，也是来自业皓文。第一条：怎么不接电话？在忙？尹良玉自杀了。第二条：你怎么从来没和我说过？
2.
4月5号。我去融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看冯芳芳。一般上早班的隔天，我就会去看看她。业皓文说想见我。我们在医院碰了面。他把我的手机和钱包带来给我，和我说：“你检查检查。”我说：“不了吧。”
我钱包里那几百几十的，业皓文怎么可能看得上。可他执意要我检查，我只好打开了，把所有东西翻出来，钱，身份证，银行卡，超市会员卡，便利店集点券，上礼拜买的，没中任何奖的彩票全都在。手机没电了。
业皓文问：“没少东西吧？”
我说：“没有。”
那张集点券过期一年多了，集满二十五点可以换一只茶壶，我集了二十四点。我把点券和彩票都扔了。
业皓文还带了一把粉色康乃馨和一只装得满满的果篮。他每次来看冯芳芳，都会带这两样东西，康乃馨有时是粉色，有时是黄色，果篮里总是挤着很多火龙果，不知道他从哪里听说，吃火龙果对中风偏瘫恢复很有帮助。
冯芳芳在睡觉，我们就在她床边坐着，很长时间没人说话，边上病床的一个中年男人昨晚去世了，家属在收拾东西，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哭哭啼啼，业皓文坐不住，过去给他们搭了把手。我用手机玩贪吃蛇——就是昨天那只放在我的枕头下面，十多年前流行过的，收到了业皓文两条短信的诺基亚滑盖手机。隔壁病床的家属走之后，照料这个病房的护工王阿姨过来收床单，收枕套，用酒精给病床和床头柜消毒。业皓文坐回来，看我，问我：“你这个诺基亚怎么还能用，你怎么还在用？”我点了点头。他属于没话找话，他很早之前就知道我还在用这个手机，我明白他想以这个手机为由和我说说尹良玉。
我没接话。
他又问我，你诺基亚的号码是不是大学就没换过。我还是点头，不接话。尹良玉的事还有什么好说的？
尹良玉是我大学时的副教授，我们在学校图书馆厮混，被人拍了照，放上了校园网。一传十，十传百，尹良玉丢了工作，没多久就自杀了。
业皓文和我同校，比我小一届，不同系。业皓文又说：“我之前一直以为你留着这只手机，留着号码是在等尹良玉的电话。我听说他回老家了。我没想到他自杀了。”
贪吃蛇咬到了自己的尾巴，死了。我打了个哈欠，把诺基亚揣进兜里，伸长了腿，伸长了胳膊，伸了个懒腰。业皓文欲言又止。
周主任来查房了，业皓文热情地和他打招呼，笑得很开。周主任说：“小业又来看冯阿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