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汉化一直是大明对外藩地最重要的政策，这些国家原本就是深受汉家文化影响的地区，象暹罗的主体民族傣族其实便是从中国而来的，所以在这些地方进行汉化教育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比如南越，他们的官方文字一直便是汉文，民间是汉文和喃字并用。在莫敬宽正式归顺大明后，大量的汉人来到南越，开始教授南越人汉语和汉字。而在大明皇帝下旨允许南越人参加大明的科举后，南越人对汉语的学习热情迅速地提升了起来。南越人都以能认能写“儒字”（即汉字）为荣，而后莫敬宽规定所有的南越官吏都必须说汉话，写汉字后，更是使得汉语的推广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期。就连城市边缘的南越人，也开始讲起汉话，而鄙视说喃话的，认为他们是乡里下人。
而南越著名的史书《大越史记全书》本来便是用汉字书写的，只是这书数量少，流传不广。而大明朝廷以重新勘定印刷为由，将所有的《大越史记全书》都收了上来，然后进行修改后印刷，再发还给南越各地的汉语学校。至于修改的内容，那当然是美化中华与南越的关系，使南越人知道，南越人本来便是中华后裔，南越是中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南越的汉化教育已经进行了几年，遇到了一些问题，积累了一些经验。所以在缅甸等国归顺后，这些经验便能应用到缅甸等国，大明的目标便是在五十年左右，使得这些地方说汉语的人成为主流，尽最大努力打压他们原来的语言，最好是能够让它们成为只有研究家才会的珍稀语种。
而这些国家的归顺，也使得云南贵州等地的土司们更加老实了。因为缅甸的一部分稻米是通过陆路运到云南贵州等地的，土司们如果老实听话，对大明派去的学堂进行支持，那便可以得到一些粮食上的援助，这样的好事对于那些平时日子过得并不如何宽裕的土人是有极大的吸引力的。
将中南半岛收归麾下后，大明在亚洲需要对付的便只有占领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和占领爪哇的荷兰人。只是这两国都与大明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所以暂时大明还找不出对付他们的理由，大家表面上维持着和平。
中南半岛即定，大明便开始进行留学生计划了。留学生计划其实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在京师大学堂中选择语言能力较强的学生，跟着传教士学习欧洲的语言，主要是学习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因为只有懂这几门语言的传教士。
金尼阁教士要回教廷述职时，朱由校派了王征跟随前住欧洲。王征的身份是大明皇帝特使，他学会了意大利语和德语，本身又是天主教徒，是一个比较适合与欧洲展开外交的人选。
当然，关于皇帝要派遣特使前往欧洲的事，在朝廷里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的。大部分官员都认为，中国只能是将其它各国定位于藩属国，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中国平起平坐。用孙承宗的话来说就是：“蛮夷而已，要么派兵将其荡平，要么让其进贡中国，怎么能够平等建立什么外交关系呢？”
孙承宗还算是在南海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打过很多交道的，他都反对那么可想而知，其他的官员当然都会反对。内阁和各部尚书中，只有徐光启和孙传庭是支持此事的。徐光启是确实看出了西方优于大明的一些地方，所以觉得应该与西方进行除了传教以外的沟通。而孙传庭则是现在对皇帝已经有了盲目的信任，认为只要皇帝觉得好的，那就一定是对大明有利的。
朱由校没有办法，如果连这些大臣都不能理解交通西方的意义，那显然不可能寄希望于普通民众能够理解。于是他在和徐光启进行商量后，便决定给大臣们普及一下西方的科学知识，让他们明白，西方有些东西，其实是优于大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