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海洛因。‘白粉’。吸毒者就拿这种管子，从鼻子里把白粉吸进去。”
“盐酸二乙酰吗啡。”我条件反射地说出了术语。
“这种吸毒方式在大洋彼岸司空见惯。这又是一项证据，说明那人来自加拿大或美国。”
“你怎么想到关注那座凉亭的？”我大为好奇。
“警督先生认为，任何人要进屋都得抄那条小路。但我一看见那座凉亭就意识到，如果有人利用那座凉亭见面，那也是必经之路。已经能够明确的是，神秘陌生人既没去前门，也没到屋后。那么会不会有人从大宅里出来和他碰头？果真如此的话，还有什么地方比那座凉亭更方便呢？我怀着希望去凉亭找线索，果然就有两大发现：一小块丝绢，以及这根鹅毛管。”
“那块丝绢怎么了？”我更加好奇，“那又有什么文章？”
波洛眉头一扬：“你没有启用小小的灰色细胞，”他冷冷地说，“这块上过浆的丝绢意味着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就看不出。”我换了个话题，“不管怎样，神秘人是去凉亭赴约的，那么和他见面的会是谁？”
“问得好。”波洛说，“还记得吗，艾克罗伊德太太和她女儿是从加拿大搬来的？”
“你今天指责她们隐瞒实情，原来用意在这儿？”
“可以这么说。再看另一个问题。客厅女仆讲的那个故事，你有什么意见？”
“什么故事？”
“关于她被解雇的那些话。解雇一名仆人需要花半个小时吗？所谓的重要文件，可信度有多高？别忘了，虽然她自称从九点半到十点都待在自己的卧室里，却没人能证明。”
“你把我搞晕了。”我说。
“我可觉得案情越来越明朗。不过，还是请你谈谈自己的观点，以及相应的论据。”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
“只是草草记下几条拙见而已。”我怯生生地说。
“非常好——你也会运用方法论了。我洗耳恭听。”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念起来。
“首先，要用逻辑思维看问题——”
“可怜的黑斯廷斯从前也总这么说，”波洛打岔道，“但麻烦的是，他从来都做不到。”
“第一——九点半，有人听到艾克罗伊德先生和某人谈话。
“第二——案发当晚，拉尔夫·佩顿肯定从窗户进过书房，鞋印就是证据。
“第三——艾克罗伊德先生当晚情绪紧张，所以只可能让熟人进屋。
“第四——九点半跟艾克罗伊德在一起的那个人是来要钱的。而拉尔夫·佩顿目前手头拮据。
“根据以上四点可以看出，九点半和艾克罗伊德先生在一起的人就是拉尔夫·佩顿。但我们已经知道，九点四十五分的时候艾克罗伊德先生还活得好好的，因此拉尔夫·佩顿并不是杀害他的凶手。拉尔夫离开时没关窗，后来凶手就是从窗户进来的。”
“那么凶手是谁？”波洛问道。
“那个从美洲来的人。他很可能与帕克是一伙的，而敲诈弗拉尔斯太太的人多半就是帕克。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估计帕克听到了足够多的消息让他意识到大事不妙，告诉了他的同伙，将那柄短剑交给他，由其执行谋杀。”
“这是一种理论。”波洛也承认，“说明你有这方面的脑细胞。但还有很多细节没解释清楚。”
“比如——”
“那通电话，还有那把被推动过的椅子——”
“那把椅子真的那么重要？”我打断他。
“也许没多大关系，”我的朋友承认，“可能只是偶然被雷蒙德或布兰特拉出来的，然后在情绪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推回了原处。然后还有那不翼而飞的四十英镑。”
“艾克罗伊德把钱给拉尔夫了吧，”我提出看法，“也许他起先不肯给钱，后来又回心转意了。”
“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
“什么问题？”
“布兰特为什么那么肯定九点半和艾克罗伊德先生在一起的是雷蒙德？”
“他已经解释过了。”我说。
“你觉得他的理由靠得住？这个问题我暂且不追究。现在试着回答这个问题：拉尔夫·佩顿失踪的原因是什么？”
“这可很难说，”我吞吞吐吐，“我只能从医生的角度考虑，拉尔夫肯定精神失常了！假设他突然发现，自己刚离开几分钟，继父就惨遭谋杀——而且他还刚和死者大吵一架——他很可能陷入了恐慌，急急忙忙地逃走了。嫌疑人看似形迹可疑，实际上却很无辜，这也是常事。”
“没错，”波洛说，“但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接过话来，“动机。拉尔夫·佩顿的继父一死，他就能继承一大笔财产。”
“这只是动机之一。”波洛说。
“之一？”
“是的。你发现了吗，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三种互不关联的动机。那个蓝色信封和里头的信肯定被人偷走了，这是动机之一：勒索！勒索弗拉尔斯太太的人有可能就是拉尔夫·佩顿——哈蒙德怎么说来着？拉尔夫·佩顿最近没向继父要钱，他似乎另找了棵摇钱树。第二个动机就是——用你刚才的原话——他手头拮据？他怕自己陷入困境的理由传到继父耳朵里。最后一个动机你刚才已经提过了。”
“天哪，”我震惊不已，“这简直百分百对他不利了。”
“是吗？”波洛说，“我不敢苟同。三种动机——未免太多了吧。说到底，我仍然倾向于拉尔夫·佩顿是清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