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洛的眼睛在房间里四处打量，就像鸟儿的眼睛一样闪着锐利的精光，好像什么也逃出不它们的搜寻。
他轻呼一声，弯下腰，在地板上捡起了一个东西。
是块小小的方形薄棉布，很精致，边角处绣着一个首字母——h。
“一块女人的手帕，”医生说，“我们的朋友列车长说得对，有个女人牵涉其中。”
“而且落下一块手帕也最为轻而易举。”波洛说，“真像书里写的、电影里演的——而且对我们而言，事情更简单了，上面还标着一个首字母呢。”
“我们的运气真好！”医生大叫。
“可不是吗？”波洛说。
他的语气让医生有些意外，可还没来得及问，波洛又朝地板上弯下腰去了。
这一次，他手上捧的是一根烟斗通条。
“这大概是雷切特先生的东西吧？”医生试探性地问。
“他的衣服口袋里没有通条，也没有烟丝或烟丝袋。”
“那么，这是条线索。”
“哦，肯定是。而且又是很恰当地留了下来。你注意看，这次，是条男性线索。不能抱怨这案子没有线索了，线索已经很丰富了。顺便问一下，你是怎么处理凶器的？”
“没找到凶器，肯定是凶手带走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波洛沉思着。
“啊！”医生正在小心地翻看着死者的睡衣口袋。
“我忽略了这个，”他说，“我解开上衣之后就把它翻到后面去了。”
他从睡衣的胸袋里掏出一只金表，表壳瘪得厉害，时针指向一点一刻。
“你看到没？”康斯坦汀热切地大叫，“这告诉了我们作案时间！跟我的推断一样。我说的是半夜十二点到两点之间，有可能是一点钟，虽然这种事情很难精确判断。好啦，这就是证据。一点一刻。这就是作案时间。”
“有可能，是的，当然有可能。”
医生好奇地看着他。“请原谅，波洛先生，但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不明白，”波洛说，“完全不清楚。而且，就像你感到的那样，我很苦恼。”
他叹口气，弯腰仔细检查小桌子上烧焦的纸片，自言自语地嘀咕着：“我现在需要一个老式的女士帽盒。”
这句奇怪的话让康斯坦汀医生一头雾水。总之，波洛没有给他提问的机会，他打开门，来到过道上叫列车员。
那人跑了过来。
“这节车厢有多少个女人？”
列车员掰着手指头数了数。
“一、二、三……六个，先生。一位美国老太太，一位瑞典太太，年轻的英国小姐，安德雷尼伯爵夫人，还有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和她的女仆。”
波洛想了想。
“她们都有帽盒，是吗？”
“是的，先生。”
“那给我拿来吧——让我看看……瑞典太太和那位女仆的。我就要这两个。你跟她们说，这是海关例行检查什么的，随便你怎么说。”
“好的，先生。这会儿她们都不在自己的房间。”
“那就快点。”
列车员离开了，回来时拿着两个帽盒。波洛打开女仆的那个，看了看就扔在一旁。然后他打开瑞典太太的那个，满意地叫了一声，小心翼翼地取出帽子，揭开下面垫帽子用的圆形铁丝网。
“哈，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大约十五年前，帽盒就是这么做的。女人们用帽针把帽子串在凸起来的铁丝网上。”
他边说边熟练地取下两圈铁丝，然后重新装好了帽盒，告诉列车员物归原主。
当门再次关上的时候，他转向同伴。
“我亲爱的医生，你看，我不是一个遵循专业程序的人，我要探索的是心理学，而不是指纹或烟灰。但在这个案子中我需要一点科学的帮助。这房间里充满了线索，但是我能确定这些线索真就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吗？”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波洛先生。”
“那好，举个例子——我们发现了一块女人的手帕。那就一定是个女人掉的吗？会不会是个男人，在作案的时候，对自己说‘我得弄得像个女人做的。我要给我的敌人多刺上不必要的几刀，有几刀要软弱无力，无关痛痒。我要把手帕扔在人人都能看见的地方’？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是一个女人杀了他，会不会故意扔下一根烟斗通条，好让人看着像个男人干的？我们是否真的认为是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分别作案，而且每个人都粗心大意地丢下了能识别他们身份的线索？巧合太多了！”
“可是帽盒有什么用呢？”医生仍然困惑地问道。
“啊，我正要解释。正如我所说，这些线索——金表指针停在一点一刻，这手帕、烟斗通条——它们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故意伪造的。我还无法告诉你。但这儿有个线索——虽然我可能错了——我认为不是伪造的。我指的是这根扁的火柴，医生。我认为这根火柴是凶手用过的，而不是雷切特先生的。用来烧掉某种会暴露罪行的文件。也许是本笔记。若真如此，那本子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某个错误，某个疏忽，可能留下了关于凶手的线索。我正在设法找到这个东西是什么。”
他走出房间，几分钟之后，带回一个小酒精炉和一把烫发钳。
“我平时用来烫胡子的。”他指着后者说。
医生带着极大的兴趣观察着他。波洛把两圈凸起的铁丝网捋平，然后非常小心地把烧焦的纸片放在其中一个上，再把另外一个盖在上面，用钳子把两圈铁丝网钳在一块儿，放在酒精灯的火焰上。
“这只是个临时替代品，”他扭过头说，“但愿能达到目的。”
医生很专心地看着整个过程。铁丝开始发红，忽然，他看到几个隐约的字，火让这些字母慢慢变成了单词。
这是一个很小的纸片，只显示出了几个和另一个字的一部分。
记（得）小黛西·阿姆斯特朗
“啊！”波洛尖叫一声。
“它告诉你什么了吗？”医生问道。
波洛两眼发光，小心翼翼地放下钳子。
“是的，”他说，“我知道死者的真名了，也知道他为什么被迫离开美国了。”
“他叫什么名字？”
“卡塞蒂。”
“卡塞蒂？”医生拧着眉头，“这让我想起了一些事。好几年前，我记不得……这是个美国的案子，对吗？”
“是的，”波洛说，“美国的一个案子。”
除了这些，他不愿意再多说什么了。他环视四周，接着说：
“我们以后再说吧。现在让我们确认一下这里该看的是否都看过了。”
他迅速而熟练地又检查了一遍死者的衣服口袋，但是没找到让他有兴趣的东西。他试着打开通往隔壁房间的连通门，但是门从另一边闩上了。
“有件事我不明白，”康斯坦汀医生说，“如果凶手没有从窗户里逃跑，如果这扇连通门从另一面闩上了，如果通向过道的门不仅从里面锁上了，而且还扣上了链条，那么凶手是怎么离开房间的呢？”
“这也是观众说的，当一个人被捆住手脚关进箱子里——不见了之后。”
“你是说？”
“我的意思是，”波洛解释道，“如果凶手有意让我们相信他是从窗口逃跑的，他自然会让另外两个出口看上去不可能出得去。就像箱子里‘消失的人’一样，这是个骗局。我们的工作就是揭穿骗局。”
他把连通门在另外一边锁上了。“以防万一，”他说，“那位优秀的哈巴特太太头脑一热，打算收集第一手犯罪资料，写信给她女儿。”
他再次环顾四周。
“我想，这儿没事可做了。我们去找布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