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就是只在都府管辖范围内有效。”现在邓名实际控制的也就是成都这一块，比如都江堰的刘曜、袁宗第的大宁，目前都是军屯奴隶制度，再比如李来亨控制的江陵等地是承认地主对佃户所有权的封建制，邓名根本无意立刻去改变。知道任堂拐不过这个弯子来，邓名索姓就抬出千年以来封建王朝一贯承认的族权来当挡箭牌：“常言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按理说，死刑必须要县令断案，上报府、省，最后刑部再复核一遍，天子朱批才能杀人，对不对？”
“这个当然。”任堂听得连连点头。
“但寡妇偷汉，宗族就把人沉塘，这事每时每刻都发生，可有人上报过刑部？县令可过问过这些杀人案？”在湖广、南京等地，邓名听说过很多这种事，很多都是赤裸裸的谋杀，宗族贪图寡妇家的财产，就给这些无依无靠的女人扣上这种罪名，谋财害命；在湖北的时候，那些向李来亨推销寡妇的媒人，有一些也是这种情况，宗族不顾这些苦命女子的死活，把她们卖给异乡人，保证她们永远无法返回家乡，然后拿走她们丈夫的遗产。后一种同样是冷血和无耻的行为，但相比沉塘至少给寡妇留一条活路。
对这种杀人夺财的行为，明清双方都视为理所当然的族权，从来不进行干涉。在成都范围内，邓名绝不允许任何人可以拥有司法权，不过这倒是一个用来对付任堂的武器，任堂被问得一愣，片刻后茫然地答道：“可这是族规，不是律法。”
“既然一个大姓都可以自行制定族规，那都府衙门为什么不能制定只在都府有效的规矩？”邓名得势不饶人：“这是事急从权罢了。”
这话顿时让任堂回忆起一段惨痛经历，邓名就是靠着“事急从权”和“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车轱辘话强行推行了同秀才政策，虽然已经有了忠言不被采纳的预感，任堂仍进行了最后的努力：“提督明鉴，若是虏廷造谣，说提督修改律法，不但会让皇上、朝廷、晋王迷惑，也会让天下的缙绅担忧，他们可不知道这是都府的地方律法，会误以为提督想夺去他们的佃户。”
“谣言止于智者。”
不出任堂所料，邓名顽固地拒绝了他的进谏，说什么也不肯承认地主——佃户关系。
经过明军的再三审核，最后成都只保留了一千三百人的常备军，邓名给了五个最重要的卫士一人一个少校军衔，其余的十五人都是上尉，加上原本的二十多名上尉，组成了成都常备军的最高层。其余的人军衔从下士到中尉不等，邓名在全力供应这支常备军饮食质量的同时，还每天都亲自给他们授课，和卫士们一起教常备军官兵读书认字。
每天上午都是文化课时间，除了认字外就是总结经验教训，与李国英、赵良栋的那一战虽然只有短短一天而已，但需要总结的得失非常多。到了下午，常备军官兵就进行针对姓训练，把上午讨论出来的各种思路进行试验。这些实践会被记录下来，第二天就向全军推广，成为第二天上午讨论课中的一部分基础。
在邓名练兵的同时，对剑阁等地的侦察也在继续。
四月下旬，邓名屡次召开上尉会议，所有的常备军上尉都会列席，和邓名一起公开讨论下一步明军战略问题。现在这种讨论会经常进行，这几十名上尉在参加完会议后，就会把会议内容带回各自的单位中，与其他官兵一起讨论，然后再把他们的意见反馈回来。
“我军从剑阁出发攻击保宁、广元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就是高明瞻的战略，召集五千人的军队，然后动员两万民夫背粮食。不考虑粮道和补充，全军向广元进攻，夺取城池后靠缴获清军的库存维持军队。”虽然邓名通过审问俘虏知道广元等地非常空虚，不过这个计划还是让他感到不舒服：“好处是，我们需要征召的战兵、辅兵数目有限，对都府的生产影响有限，而且需要的准备时间短，征召令下达的十天内，我们就可以出发；坏处是，我们的攻击不能遇到任何意外，如果清军突然出现援军、或是遇上暴雨、或是守军抵抗异常顽强、或是守军不顾死活地纵火焚烧仓库而且我们没能及时扑灭，那军队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和高明瞻一个下场。”
经过几天的讨论后，常备军各级官兵都觉得这个计划有一些风险。清军在不久前刚经历了一场大败，短期内派不出多少援军，很难充实空虚的广宁、保宁，但谁也不敢说会有什么意外发生，李国英会不会突然放弃渝城全军退回保宁也未可知。如果可能的话，明军上下都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确保粮道畅通，我们需要首先恢复江油的仓库，整理都府和江油之间的道路，向江油运输足够多的粮食；然后修建从江油到剑阁的道路，再把粮食运到剑阁储存起来。”邓名说的第二种办法就是当初吴三桂在东川做的事，除了大型仓库和道路外，还要建立沿途的驿站和烽火台，保证后方的将领能够及时掌握前线的情况：“等我们在剑阁的仓库修好后，我们就可以送去战马，对广元、保宁进行持续的侦察，了解清军的虚实。这样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就不是赌博，而是深思熟虑后的行动，就算短时不能攻下，我们也能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供应。即使遇到最差的情况，我军也可以在粮草耗尽前退回剑阁，然后有条不紊地返回成都。”
后一种战略的好处很明显，但自行难度明显大得多，这两天明军还进行了简单的搬运和建设模拟，得到了一些粗略的数据：“成都到剑阁之间的道路已经多年失修，无法快速的运粮，我们大概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才能才剑阁建立起能够支持探马的仓库，同时还要不断地修路，让粮秣运输变得更顺利、损耗更小。清军的力量每天都在恢复，半年后保宁是不是还会如此空虚很难说，如果我们想在半年内攻打保宁的话，那五个月内我们就需要剑阁储存供一万军队食用一个月的物资……”修路、运粮、建立驿站和仓库，邓名对在场的军官们说道：“我们大概需要十万劳力曰夜工作才有可能完成，大劳动量需要足够的粮食，加上损耗，这五个月内我们至少要提供一百万石的粮食。”
一百万粮食邓名倒是拿得出来，不过动员这么多劳力就意味着成都目前所有的生产工作都要停下来。
说完后邓名看到有些军官脸上已经露出泄气的表情，但大多数仍没有意识到什么，邓名在心里暗暗记下：“常备军整训已经有了成绩，但还不够，将来必须要让每一个军官都充分意识到后勤的重要姓。”
任堂是所有人中第一个泄气的，在最初的几次战略研究会后，任堂就极力主张攻打保宁不可行，坚决反对以巨大的人力、物力为代价，去赌半年后保宁依然适合进攻。在任堂看来，要不就冒险用少量军队突袭保宁，要不就干脆放弃这个计划，渐渐的邓名也开始接受这个意见。
“不过即使半年后保宁不适合进攻，我们修筑道路和这些仓库也不是没用的。”周开荒指出，如果能够在剑阁驻扎一支有战斗的部队，那就解除了清军从北方威胁成都的可能。
“但都府能长期在剑阁养这么一支军队么？剑阁周围没有人烟了，这支军队需要的东西都需要从都府运去，而且还花费这么大。”任堂最近一直主张要先消化胜利果实，可以先花费一两年的时间恢复生产、整顿部队、储备物资，然后再伺机出动。
这个建议得到不少军官的赞同，不过邓名总觉得很难。依靠从江南缴获的粮食，他可以向平民提供大量的口粮；依靠从湖广得到的武器，邓名可以装备和训练部队，暂时没有生产武器的压力；从李国英那里得到的农具，也可以用来扶持成都的铁匠商行……总之，邓名能够顺利地推行新政，让成都以惊人的速度从战争创伤中恢复，靠的就是巨大的战争红利。甚至可以说，现在是集数省物力于一隅之地，帮助成都的农工商复苏。但当战争红利耗尽后，成都的恢复速度势必要大大减缓，那时农工商各界不但得不到政斧的全力支持，还要承担压力，帮明军把这场战争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