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顺治结束御前会议的时候，林起龙高兴地得知邓名已经开始履行协议，带着明军和那些漕工的孤儿退向长江。
“只要邓提督不一定要拿下扬州，我和他就没什么不能谈的，”林起龙发现相比蛮不讲理的清廷，他更容易与邓名达成共识：“只要扬州不丢，我总能和朝廷解释。”
在明军撤退回镇江的时候，满清官场中刮起一股谣言，那就是达素大败，郑成功在厦门击溃了五省水师。不过大部分官员对此也是存疑，毕竟他们还不知道黄梧的建议，所以不敢说五省水师的损失到底有多大。
但是不管五省水师是不是受到毁灭姓的打击，蒋国柱都明白两江暂时别想得到有力的增援，达素肯定要无限期地呆在厦门，张煌言的舟山根据地不会受到威胁，更没有办法让邓名感到压力。因此邓名刚一返回南岸就遇到了江宁派来的使者，蒋国柱痛快无比地把一百万两银子还给了邓名——他和梁化凤各五十万两。
对于邓名依旧只要一百万两，蒋国柱有些不解，根据他对邓名的理解，应该是要他们一人一百万两才对。但邓名对蒋国柱的使者解释说，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种角度，邓名说过他会来向胜利者要一百万两银子，蒋国柱和梁化凤虽然改变了组合，但胜利者只有一方，所以邓名向他们要一百万两；第二种角度，梁化凤和郎廷佐组合是一百万，也就是说每人欠他五十万，蒋国柱和管效忠组合也是一样，这样加起来还是一百万两。
“协议就是协议，虽然是口头协议也要遵守，达成协议前我会尽力争取更好的条件，但不会事后毁约。”
使者把邓名的话带回江宁转述给蒋国柱听后，江宁巡抚感觉自己好像都有点感动了，不管邓名在谈判时多么歼诈，这种信守诺言的作风还是给了蒋国柱很大的好感。再想想其他的交易，邓名同样是一丝不苟地对待协议，蒋国柱突然生出了一种安全感——和邓名打交道时，只要遵守定好的规矩，那就是绝对安全的。
除此以外，湖广那边也有好消息传来，湖广总督称湖北兵马因为要提防李来亨、贺珍等人所以不能轻易调离，所以他会拍湘军进入两江助战，还称三万湘军枕戈待旦，运输的船只也准备停当，一旦朝廷有明确的旨意到达立刻就会由名将周培公带领，星夜向江宁进发。
三万湘军这个数量蒋国柱一听就知道不对，他既不信张长庚手中有这么多湖南兵马可以调动，也不信湖广有如此可观的经济实力让这么庞大的军队在短短几天内集结到武昌，此外三万军马所需的船只更不是小数目。
因此蒋国柱很清楚这是张长庚想敲竹杠，武昌方面为三万协剿军马开出的账单是三十万两银子的人员开拔银、三千铁骑的十万草料银，此外以后每月还要付双饷、双粮，也差不多是每月十万的开支。但蒋国柱大大低估了张长庚的无耻程度，他本以为湖广大概会派几千湘军来装样子，可据他的使者密报，周培公可能会只带着几十个随从来江宁——怪不得随时可以出发。
“太不要脸了！”蒋国柱恨恨地骂道：“借一个周培公用，你就敢要四十万两银子的租金!”
虽然蒋国柱有求与人，但这种赤裸略的敲诈他一开始还是不打算忍受，就打算回复说两江无力承担三万湘军的后勤，张长庚派一万兵来就够。但江西方面的反应打消了蒋国柱的这个念头，一开始蒋国柱提出要湖广助剿的要求后，南昌就大声赞同——本来蒋国柱还盼望张朝反对，让他有机会搬出代理两江总督衙门事务的架子强令南昌服从，好让张长庚明白他才是湖广总督在两江真正的朋友；而湖广通报抵达南昌后，张朝也立刻表示同意，还表示南昌愿意分担一半。
“张朝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之前蒋国柱部署在南昌的眼线告诉他，张朝和董卫国最近搞了一些新经济政策，据说发了笔小财，不过现在看起来明显不是小财而是一笔横财，蒋国柱发现自己有些轻视南昌了：“那个统购统销到底是什么玩意，要赶快查清楚。”
“张长庚这王八蛋，他也是想引入竞争机制啊。还有张朝这混蛋，为了和我作对，居然不反对湘军进入两江，难道他就不为两江的百姓想想吗？现在又把大笔的银子往武昌送，他的良心都让狗吃了啊。”既然有竞争对手，蒋国柱也只好同意了张长庚的条件，这笔钱江宁和南昌会各支付一半，毕竟和湖广总督拉关系花点银子不算什么，反正这银子可以向燕京报销，要是两江总督的位置丢了，蒋国柱就算给两江藩库省钱那又是图的什么呢？难道是为了让张朝手头宽裕么？
在蒋国柱焦急地等待援军的时候，邓名已经回到了镇江，在拿到林起龙的赔偿后，一艘银船就已经发去了九江，现在第二艘也奉命出发。在江西的人员已经用光了邓名留下的银子，再不给银子就需要赊帐从董卫国手里拿货了，那样就需要付给董卫国利息，而且现在邓名的信用也没有建立起来，长期赊账恐怕也会让南昌心中不安。
虽然是战争状态，但明军的商船在长江上畅通无阻，除了邓名的武力威慑外，明军依法纳税的好习惯也有很大的帮助。拿到明军的税银后，沿途府县的官员和胥吏都对邓名的信用很满意，他们的亲朋也会带着丝绸等土产到江边出售，或是收购从上游返回的明军带来的湖广特产。和税银一样，明军童叟无欺，购物用银子都是成色很好库平银，湖广的特产价格也合理公道，讲究两厢情愿。
“我们的船只众多，而且本钱雄厚，一般的小商人根本无法同我军相比，再说他们要缴的过境税是我们的数倍，还要忍受胥吏的盘剥，更加无法在价格上同我军竞争。”邓名很得意对张煌言说道：“由于我军大大减少了长江航道上苛捐杂税，湖广和两江的交易量比我们隔断长江航运前还高，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如果给我们几个月切断航运的时间，可能会比我们来之前的交易量还要大上数倍。虽然税率降低了，但交易量增大了，最后一些对我们不满的胥吏也停止抱怨。”
邓名很仔细地把他的生意经对张煌言和马逢知说了一遍：“将来还是要建立一些民间商行，他们的效率会比军队运货高，而且也不太显眼，这些清廷官员能更好地隐瞒下去。不过他们都是我们的人，只有拥有我方背影的商人才能享受到低税率和少关卡的好处，这些人和我军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如果眼下这个好形势能维持几年的话，最后长江上就会商业繁荣，大批的工匠和商行依靠航运而生，一旦我们的势力被排除出长江，税率恢复到从前，就会出现物价暴涨，大批商行破产、工匠失业的情况，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同盟啊，会帮助我们刺探清军的情报，甚至为我们提供军费。”
邓名也知道他说的是理想状态，很大程度上还是白曰梦，眼下最重要的是还是尽早把武昌的更多势力绑上明军的战车。
“这就是欠条的作用。”见张煌言对自己在武昌的经济政策还有些不解，邓名就向他揭开了谜底：“周培公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是讲盐商在边关开垦商屯的，当夜我琢磨了一下，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邓名指出，他的欠条根本不和白银挂钩，所以武昌想拿货就需要想法设法去搞到欠条：“他们给成都运粮也没用，就是他们能瞒过清廷，我也不会允许他们在成都出售货物，他们要想得到欠条就得在成都种地、冶铁、制匠，帮我运输人口。”
“这个办法确实很有意思。”张煌言听邓名反复解说了好几遍，才完全明白过来。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好处，不过暂时还用不到，等这里的事全部了解，我就回武昌去看看，周培公这个人很狡猾，但应该不会有大事，我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他翻不出什么花样来。”此时邓名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太长，等他帮助马逢知稳固了崇明根据地后就可以考虑回师了。
“还有一事，”张煌言收起赞许的微笑，面容变得严肃起来：“听说邓提督在运河旁，烧了不少民居。”
“果然该来的还是要来。”邓名心中一声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