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提督不愿意独断专行，因为他认为这样效率很低，只有博采众长才能提高政斧的效率。”对这个问题张煌言有他的理解：“邓提督还认为，独断专行唯一的长处，就是不惜代价的能力强。”
张煌言记得邓名多次提起过烈皇的事情，为了征一两银子的赋税，不惜饿死一户十几口人，用这么多人命换取这么少的赋税，当然效率很低，但皇帝就能够不在乎这个代价。
“烈皇能够不惜代价地征税，为了光复辽地，不惜让上千万内地的百姓死于非命；号称要去讨伐杀人的鞑虏，结果被官兵杀害的百姓十倍于鞑虏杀戮的辽民。邓提督大概是对甲申的惨痛感到刻骨铭心，故而才建立了院会这套制度——要是再发生那种情况，皇上视人命如草芥，打算用几千万百姓的姓命为代价去完成他的志向时，就有院会能够阻止他吧。”张煌言知道，在邓名的军队里依旧推行独*裁制度，因为对军队来说，不惜代价的能力要比效率更重要：“邓提督也说过，提刑官就是要主持正义，或许邓提督认为正义也不能完全用利弊来衡量，而是要不惜代价地去保护吧。”
……
多年以后，成都提刑司。
今天邓名来找的人并不是陈亚提刑官，而是陈提刑官的一个同僚。在等待那人到来的时候，邓名就和陈亚闲聊起着最近的案子：“听说皇后和太子的诉状是由您负责？”
“是的。”陈亚点点头。永历皇帝几次尝试回国的努力都未果，而王皇后和太子所有争取中国国籍的尝试也都宣告失败。负责此事的官员对皇后和太子表示，这是院会的决议，明确指示不得给予皇上一家国籍。年初，皇后和太子改变了策略，不再去缅甸的使馆大吵大闹，而是委托国内的讼师，一纸状子把帝国政斧告上了法庭，要求提刑司主持公道。
院会的决议是帝国议会在成都做出的，所以讼师没有去最高提刑司或是省提刑司，而是送到了成都提刑司的衙门里来，该卷宗分到了陈提刑官的手中。看着邓名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陈亚笑着问道：“丞相可是好奇我会怎么判吗？”
“是的，非常好奇。”邓名点点头：“不知道合适不合适问。”
“告诉丞相无妨，因为这个案子实在是太简单了，任何一个提刑官只要扫一眼，就会得出和我完全相同的看法——皇后和太子指出，其他所有太祖皇帝的子孙都可以获得中国国籍，只有皇上一家不行，这是对皇上的歧视；而且太子的子孙也不能获得中国国籍，这毫无疑问是宪法严禁的株连；如果皇帝从其他宗室中挑选继承人的话，院会还要求这个被选中人必须在三十天内书面声明放弃继承权，或者是放弃中国国籍；逾期不声明的话，院会的决议就会自动责成政斧把该人改为无国籍人士，职业标注为皇储——这更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宪法可没有给院会强制剥夺别人继承权或是国籍的权利。”
“啊。”邓名轻叹一声：“所以陈提刑官会裁定参议院和帝国议会的决议非法，皇上一家可以回国了。”
“是的。”陈亚又点了点头：“如果前提条件满足的话，这是必然的裁定。”
“什么前提条件？”
“我让原告讼师给我一份有皇上亲笔签名的声明书，声明他承认本人和皇族都处于帝国法律的管辖之下。”陈亚用一副理所当然的口气说道：“如果皇上不承认我对他有司法管辖权，我又如何能为他主持公道呢？”
“丞相找我吗？”一个洪亮的声音在邓名背后响起，这是江南的省提刑官许朝瑜，他最近到成都来收集卷宗。
“对。”邓名和许朝瑜走到一个没有其他人的办公室里，关上门后邓名就开门见山地说道：“许提刑官，我刚刚得知你判了梁化凤无期徒刑，蒋国柱死刑。”
“陪审员一致认定他们的谋杀罪名成立，蒋国柱主谋，梁化凤从犯，我是依法判决的。”许朝瑜不慌不忙地答道：“如果丞相有疑问，我可以把卷宗附件送丞相一份。”
“不，我没有质疑证据是否确凿，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确凿的。”邓名苦笑了一声：“许提刑官，我已经特赦了蒋国柱三次、梁化凤两次了，我就是想知道我还需要特赦他们多少次。”
许朝瑜深深地看了邓名一眼：“蒋国柱还有一千八百多桩谋杀、绑架、虐待的罪案排队等候起诉，我认为绝大部分都会成立并被定罪；梁化凤少一些，不过也得有四、五百件吧。”
“虽然两江统一了，吴三桂也被剪除了，但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统一。”邓名正色对许朝瑜说道：“北方几个省都在看着我们，如果许提刑官能够尽快把蒋国柱和梁化凤的案子了解了，帝国政斧会从容得多。”
“丞相说的是，我非常赞同。”许朝瑜好像早有准备，不假思索地答道：“如果蒋国柱和梁化凤承认他们所有的罪行，并签字保证不接受特赦的话，我觉得他们一人一个无期是可接受的。”
“这是不可接受的。”邓名断然反驳道：“我希望许提刑官能够把他们所有的罪案合并起诉。”
“然后给丞相一次姓特赦的机会，把这些罪行一笔勾销？”许朝瑜的反问声中有些讽刺的味道。
“不错，我就是这么打算的。”邓名却好像完全没有察觉：“如果北方的督抚，还有燕京的满清兔死狐悲的话，他们就会负隅顽抗，帝国就需要进行更多的战争，就会花更多的钱，让更多的士兵战死沙场。”
许朝瑜沉默了片刻，迎着邓名的目光缓缓说道：“我扪心自问，如果处在丞相的位置上，我也会希望用代价更小、效率更高的办法去赢取全国。但我不是。我是负责司法的提刑官，张提刑官教过我们，如何权衡利弊是帝国政斧和院会的事情，而我们的职责就是让正义能够伸张。而且，我认为丞相对我的干涉已经太多了。“
邓名微微摇头，仍想说服许朝瑜。
但许朝瑜抢在邓名之前说道：“丞相，每一个案件审理期间，我都可以合法地把他们关在牢里；在定罪后，我还可以合法地拖上十天再宣判，这期间他们还是要住在大牢里；而在丞相的特赦令送到前，他们同样要在牢里呆着。在踏出狱门的第一步后，就会被逮捕，开始下一件官司——所以无论丞相多少次地签发特赦，他们这辈子都出不来了。丞相的特赦只能保他们不死，而我本也没想过要他们的命，只要他们肯签认罪书。其实和现在也没有丝毫的区别，还省得过堂了。”
见邓名似乎还想争辩什么，许朝瑜急忙叫道：“丞相，我还没说完呐。我们知道，有时帝国政斧需要法外施恩，所以丞相手里会有特赦权。不过这个特赦权大家希望用在那些值得特赦的人身上，比如因为一时冲动犯错，而后又真诚改悔的人；而现在丞相用来特赦蒋国柱和梁化凤，将来我估计还要加上许许多多的恶棍。最后丞相的书桌会被这些人渣要求特赦的申请堆满，而国民会看到政斧曰复一曰地特赦这些恶棍，但还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只是在监狱里苟延残喘罢了。这损害的不仅是政斧的威信，还有国民对司法的信任，对正义的期盼。总有一天，丞相会感到疲倦的，而那时会发现国民已经不再相信提刑司能主持公道，不再相信这个世上终究是恶有恶报。丞相，您的职责是为帝国权衡利弊，您觉得这样的代价值得吗？而当丞相终于发现得不偿失的那一天，我希望丞相也还能记得——今天，直到此时此刻，我还以为丞相是个明辨是非、懂道理的人。”略一停顿后，许朝瑜再次加重语气说道：“丞相，利用这次特赦的机会，交换他们认罪吧，劝劝他们吧。”
……
在清廷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院会里关于彻底解决军阀割据、统一抗清联盟的呼声也高涨起来。而时任帝国丞相的邓名也在院会中保证，他会和晋王认真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不过实际上，邓名只是在去昆明拜访李定国的时候，轻声问了对方一个问题，虽然声音不大，但邓名知道李定国肯定听了个一清二楚。等离开昆明，返回南京的时候，邓名就告诉院会要耐心等待。
而邓名的谈话似乎也起到了效果，晋王在西南实行了彻底的改革，放弃了他曾经拥有的全部权利，帮助帝国的法律和制度全面实行。不过晋王始终没有最终放弃他对于云南人事的任命权，在理论上晋王可以在任何时候推翻他自己进行的改革，重新任命每一个岗位上的官员人选。
有不少人猜测，这是因为晋王从小就见多了官府的言而无信，所以尽管邓名有过许诺，但仍无法让晋王彻底安心，所以他固执地要给西营保留那么一角安全区。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帝国政斧还是要出尔反尔地追究西营官兵的过去，那晋王还是会抵抗到底——晋王天生就是一个斗士，即使过了很多年的和平生活，他也永远不会任人宰割。
新年后不久，晋王如同平时一样去照顾他的花圃，九十八岁高龄的李定国依旧能够给他的花园浇水、翻土。在工作的间隙，他常常会坐在植物边上休息一会儿。而这次晋王休息得太久了，当家人意识到有问题跑到他身边时，看到李定国一手支腮，神态安详得就好像是在熟睡了一般。
李定国的长孙向媒体宣读了晋王的遗嘱，他和临国公一样在遗嘱中放弃了爵位、俸禄，把这些和曾经拥有的领土一起无偿地交给了帝国政斧。
“一个时代结束了。”成都曰报的头版这样评价晋王的辞世。李定国、郑成功、张煌言和李来亨被认为是风雨飘摇的南明最重要的四位军事捍卫者，其中以李定国最为年长，但他却是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甚至还要晚于接过他们四人旗帜的邓名。
（全书完）——
笔者按：年末就是会多，明天开始又是市作协的连续几天会议，笔者觉得总断更也不好，还是结束吧。
这本《伐清》是小三百万字，相当于笔者前两本作品的总和。坦率地讲，到去年十一月后，笔者已经非常疲惫了，有一种挣扎前行的感觉。不止一次地想结束鄙作，可都没气力去创造一段高潮剧情来收尾。明天又要去参加活动，今天终于下定决心告一段落。仔细想想，这本书已经表达了大部分我想表达的东西，没有什么遗憾了。
开会回来后，再和诸君多聊聊，那个时候时间就充裕了。
又按，龙套只到许朝瑜，后面的非常抱歉，实在是篇幅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