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禹珪不是这样的人，那就只有苏逢吉了，郭浩也没想到消息传的这么快，这才第一个月，苏逢吉就知道了。
“这个……是在下考虑不周，不过我们给王章大人的钱，乃是支持国库用度，给王留守的，是洛阳的赋税。
但给苏相是什么名目，在下实在不知，还请使者提点一二。”
“你这是什么意思？”
郭浩冷笑着不言语，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他对朝廷的情况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隐帝刘承祐时的后汉，国家政务由杨邠主持，他官拜枢密使、右仆射、同平章事，相当于国防部长兼任国务总理。
军事工作就由郭威主持，郭威当时官拜枢密使兼侍中，枢密使可以有多个人选。
史弘肇则主持京城警卫，他官拜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这一连串职务分别可对应于省军区司令、卫戍军区司令和国务大臣。
当时的国家财政是一个困难的差事，这事由王章主持，他官拜三司使、同平章事。
这四人都是刘知远时代留下的老臣，在中国历史上，他们都不算是有多大能耐的臣僚，品质也多有问题，但出于一种天然的责任感。
应该说，在五代时期，还都算是肯于对国家事务上心的人物，愿意干事，肯于负责，乱世中，这就已经十分难得。
史称杨邠做事“颇公忠”，能够秉持公忠之心，说他每次退朝回家，门下很少有私人拜会。
虽然诸道各州有人走后门给他输送馈赠，他也不拒绝，但他常常把自家用度之外的多余贿赂物资上缴国库，或转献给皇上。
此人贪渎有限。
郭威则平定三镇、抗击契丹，此时还没有二心，说郭威没有二心，是有证据的。
郭威在大臣中算得上老成。后来隐帝令他镇守邺镇时，他还兼着枢密使的职务，但大臣苏逢吉、杨邠等人都反对，可郭威在与隐帝辞行时，仍然推举了他俩。
他效法诸葛亮，给了隐帝一番忠告：
“太后从先帝久，多历天下事。陛下富于春秋，有事宜于禀其教而行之。
亲近忠直，放远谗邪，善恶之间，所宜明审，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皆先帝旧臣，尽忠殉国，愿陛下推心任之，必无败失……”
郭威看到了后汉的问题，这些见解虽然并不深刻，但切中时弊，更准确地为后汉王朝做了把脉。
后来的事证明，郭威很有先见之明。
史弘肇治理京师，虽然多有辣手，但居然也做到了路不拾遗，整个汴梁城，治安良好。
王章则殚精竭虑，在契丹大乱中原、平定三镇之后，国家财政无比紧张的年度，注意开源节流，集合点点滴滴的余利。
充实国库，几乎没有让国家各个方面出现银根紧张或供应短缺，虽然王章征收赋税手段苛刻。
譬如，以前曾有一个恶政：农家缴纳田税，每斛之外另外补交二升，叫作“雀鼠耗”，也就是将国库管理中的损耗转嫁到纳税农家身上。
王章则在这个恶政之外，加重十倍，规定每斛之外，再交二斗，称之为“省耗”。
二斗，就是二十升啊！他甚至制定更无耻的法令，施行公开剥削政策：以前国家钱币支出、收入，都以八十文为“陌”（一百），到了王章这里变了规矩，下令收入不变，仍以八十文为“陌”，但支出却改为七十七文为“陌”，也有个名称叫作“省陌”。
但他这类无道手段并不是中饱私囊，而是勒紧农民的腰带，维系乱世王朝运转，并且与后晋石重贵时期的“括率”比较，好歹还算是有规矩、比较轻的榨取。
就这样，朝廷除了皇室挥霍、颁赐文武之外，还能做到略有盈余，而陈家的钱财都被王章放到了国库。
因为有这些老臣的“公忠”做事，史称“国家粗安”。
和这些人相比，苏逢吉则没一点可取之处，苏逢吉早年跟着父亲做官，常代替父亲起草一些奏章文书什么的，刘知远召见他，觉得此人“精神爽秀”，于是做了官。
但种种迹象表明，苏逢吉不是一个好官，所以，郭浩根本不想搭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