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高首长突然这么宣布，把军队从地方上赶走，让那些保守的老头担心自己的权力进一步削弱，急了，争先恐后地说什么现在的军队不是古代封建社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就应该参与社会各方面的工作，就应该与所有的人打交道，就应该帮助、监督地方政府。
这些话或多或少引起了地方领导干部的反感，于是他们也一反刚才不敢说话的样子，开始与对方辩论起来。辩论的双方首先辩论的军队职能问题，在最高首长等人的引导下，大家慢慢地开始辩论雇工数量的问题。
通过一段时间的辩论后，本来有点缩手缩脚的改革派再也没有刚才的胆怯，越辩底气越足，到后来更是全面出击，一下子变被动为主动，整个会场成了战火纷飞的战场。
直到这个时候，郭拙诚也开始了发言，为改革派摇旗呐喊。
随着风向的转变，保守派人一下子丢盔卸甲，守住了这边失去了那边，守了那边又丢了这边。他们越辩越觉得底气不足，越辩他们这边改变阵容的人就越多。
这不能说他们辩论能力不强，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可靠的基础：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军队都是不参与地方政务的，保守派人根本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论点论据。
雇工人数问题也一样，他们根本说不出六个雇工、七个雇工、八个雇工是如何来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无论怎么引经据典，无论翻出那个先哲的稿，都抵不过一句真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使马克思真的说过超过七个雇工就是走资本主义，但国具体实际不同，这个数字就有商榷的必要。
等到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能用大帽子压人的时候，最高首长一锤定音：放开私人企业雇工人数的限制！
当然，为了照顾那些保守派的面子，最高首长还是留了一线“机会”给他们：先尝试，看看社会上老百姓的反应，如果遭遇激烈的反对，我们再修改。
这句话也仅仅是安慰而已，所有人包括保守派的人都知道下面的老百姓是决不可能反对的，更别说激烈了。只要老板发工资，私人企业雇佣的人数越多才越好呢，这样大家才容易找到工作，这样才能生活得更好。
川昌省、鲁河省、滇南省等几个省份的省委书记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个讨论稿里有关经济改革的论点，其鲁河省的姚致雍书记更是指出这个政策如果出台，我们的知（青）工作安排问题才能顺利解决，如果大家有顾虑，鲁河省可以作为全国的试验省率先执行。
他的发言引起了众官员的一致叫好。
看到姚致雍的表现，郭拙诚真是感慨良多。他可是知道姚致雍在前世的时候是典型的保守派，一直很努力地维持过去那一套，不到撞墙不不回头，想不到这世他从楚南省调到鲁河省后就一下变成了走在前列的改革派。
郭拙诚为他的改变而高兴，也再次为自己改变了历史而自豪。姚致雍的改变既是他个人的幸运，也是国家的幸运。
刚刚被任命为楚南省省委书记的高国辉也站在了改革派一边。
这位从川昌省出来的省长，看到郭拙诚竟然出席这等高级别的会议大吃一惊，虽然郭拙诚坐在最后排。如果说看到郭拙诚的父亲郭知言在这里开会，他也许只是稍微惊讶一下，会马上认可这件事，毕竟郭知言从县委副书记做起一步步晋升的，现在主管全国第一家高科技开发区，成为副部级干部、部级干部都有可能。
可这个小子怎么也能坐这里？他不是读大学吗？不是读大学的时候参军了一段时间，不过在战场立了战功吗？怎么就成为了部级干部？
这怪不得他，因为郭拙诚的事是保密的，而且他做的事情与高国辉的工作实在没有太多的交集。郭拙诚不是在军队、军工企业那种高度保密的地方，就是在长河县那种小地方，根本不可能入高国辉的法眼，他不清楚郭拙诚的仕途升迁是肯定的。
在开始的时候，高国辉还真不想当出头鸟，只想坐在这里看着改革派和保守派争论，可是看到了郭拙诚后，他观望的心理一下就改变了：这小子能如坐火箭般地蹿升，不就是因为粘了改革的光吗？如果不是领导赏识，就算他的技术最好、军功最多，也不可能坐在这里。
而领导之所以常识他，肯定是因为他积极改革。央领导让他坐这里，还不就是给其他人一个样板，给大家树立一根标杆？谁支持改革，谁就能上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