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并无名德，避难吴地竟得当地“子弟”惮服。秦末乱起，项梁、项羽在江东起兵，“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置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于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那么，问题来了，以吴越之盛，难道就没有够份量的世家自己起兵吗？
方其时也，吴中为江南最发达的地区，秦汉之际就已经出现了被称为“豪杰”、“豪吏”的地方土豪，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他们的力量和号召力有限，在家族实力与社会声望诸方面都无法和项家相比拟。所以，在天下动荡之际，才会附翼在外来武士项氏叔侄的旗号下，任其调遣，唯恐顺之而不及。现在想来，当年项梁“避仇吴中”之时，大概就谋算好了。
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写扬州的社会状况时说“无积聚而多贫”，“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就说明，当时的扬州地区贫富分化还不明显，贫富分化不明显，就标志着世家大族没有形成。故尔，项梁一举义旗，万众景从络绎来投。
高帝定鼎立国之后，扬州地区的一些土著士人开始陆续入仕朝廷，土著世家逐渐形成。
较早以儒学显达的江南土著，当属吴地严氏。严氏本姓庄氏，因避本朝明帝讳改姓严氏，在前汉前期连续出现了严忌、严助、严忽奇等文士。《汉书?邹阳传》记载，严忌先后与邹阳、枚乘等游历吴王、梁王幕中，“皆以文辩著名”。时人称忌为“庄夫子”，颇有声名。
严助，《汉书》卷六十四有传，载其或为严忌子，或为“族家子”，因举贤良、善对策而得武帝宠信，成为武帝“中官”中最为“先进”的人物。关于其家族情况，他有一次对武帝说：“家贫，为友婿富人所辱。”所谓“友婿”，据蔡大家注乃为“同门之婿”。这表明严助家境窘迫。严忽奇，也为武帝“中官”，“并在左右”。《汉书?艺文志》载其有赋十一篇，颜师古注云：“《七略》云：‘忽奇者，或言庄夫子子，或言族家子庄助昆弟也。’
严氏有三人显名西汉前期，皆有文辞，说明这个家族在宗族内已有了一套儒学教育办法。
从严助与武帝对策中常引用《春秋》等儒学经籍看，他有一定的儒学修养。但他们总的说来，是以文章、辞赋而显名的。在严助因祸被诛后，严氏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严家还存在。严氏之所以中衰，除了严助之祸外，还与这个家族所习的“儒学”大有关系。
究其实际，在中原士大夫眼中，严家的“儒学”，不过是文辞小道尔，并不是真正的儒学。自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大行其道，确立了经学独尊的地位。在这种大环境下，以文辞入仕便受到鄙视。此外，文辞创作更需要才情与天赋，这与经学传衍的世代相承、后来居上不同，很难代代相传。从这个角度讲，对于扬州土著士人，中原士人还是看不入眼的。眼见扬州土著简在帝心，深受宠信，他们的心中自然不舒服，自会出来使坏。
与严助同时显名武帝朝的还有吴地的朱买臣，《汉书》卷六十四有传。他的家境似比之严助又差了一截。史载其“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后因随上计吏入京，得同乡严助引荐为汉武帝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悦之，命为中大夫，后亦因祸被诛。虽然，朱买臣被诛的真实原因是他与武帝的宠臣酷吏张汤的殊死党争中，没有擦干净屁股，从而被张汤的母亲摆了一道的缘故。可是，他毕竟是吴人，出身于偏远州郡，在朝廷中枢根基太浅，以至于被祸之时，吴人施以援手。这，才是主因。
从朱买臣的经历可见，他的 “好读书”，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在他背后，看不见任何家族文化背景的影子。而且从其妻“羞之”的记载推测，当时吴地风尚并不崇文，严助的情况也可证明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朱买臣之后，吴地没有出现一个尚文的朱氏宗族人物。
大致的推断，终武帝一朝，扬州的风气并不尚文，只是崇尚货殖，并无文风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