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令星工伺望祥妖，赂遗财货，与共饮食，克会期日，攻抄郡县。此岂大臣所当施为？绍罪六也。”
“绍与故虎牙都尉刘勋，首共造兵，勋降服张杨，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谗慝，济其无道，绍罪七也。”
“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贡，绍以贪惏，横责其钱，钱不备毕，二人并命。绍罪八也。”
“《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傅婢，地实微贱，据职高重，享福丰隆。有苟进之志，无虚退之心，绍罪九也。”
“又长沙太守孙坚，前领豫州刺史，遂能驱走董卓，埽除陵庙，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绍遣小将盗居其位，断绝坚粮，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诛。绍罪十也。”
“昔姬周政弱，王道陵迟，天子迁徙，诸侯背叛，故齐桓立柯亭之盟，晋文为践土之会，伐荆楚以致菁茅，诛曹、卫以章无礼。臣虽顽愚，名非先贤，蒙被朝恩，负荷重任，职在鈇钺，奉辞伐罪，辄与诸将州郡共讨绍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续桓文忠诚之效。”
这十条大罪，当然有的不免牵强，但是主要的几条，其实还是说的很到位的。
引董卓进京，致使权柄旁落，导致天子成为董卓手中玩物，少帝被废，饮鸩而死，这都是事实。当然，后面这些事情都是董卓做的，但是根源还是在于袁绍向何进献计引军勤王。所以公孙瓒将其列为第一大罪，也并无不当。
其次便是窃取韩馥的冀州，这也是事实。袁绍听取了手下逢纪的建议，用威逼利诱的方法，让韩馥拱手送上冀州，最后又把韩馥吓的自戕与污厕，这恐怕也必须算到袁绍头上。
最令世人不齿的便是袁绍对伐董先锋孙坚的釜底抽薪。本来孙坚已经势如破竹，逼得董卓不得不迁都长安，但是袁绍的所作所为，让孙坚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军，以致失去伐董的最好时机，这也是事实。
其它或有牵强，但这三条可算是明白无误。
袁绍也自知理亏，本来也不愿意辩驳，但是显然许攸是想借助刘征有求于冀州，想要朝廷给以正名，好去除袁绍身上的污点。这许攸若在现代，要是不做生意，那可真是可惜。
刘虞也听过这封檄文的内容，想了想，于是对袁绍说道：“公孙瓒昔日所言，乃一时愤慨之词，不免虚言妄语，本初不必介意。子远护主心切，理所应当，职分所在。既如此，刘虞回去后，便请大将军上书朝廷，使尚书台拟一封褒奖檄文，为本初正名，以继袁门清白，如此可好？”
袁绍听了这话，心中颇为欣喜，许攸也满意的点点头。
袁绍于是对刘虞说道：“既然虞公愿意从中照顾，袁某愿如虞公所说，与公孙瓒罢手言和！虞公放心，檄文到日，冀州兵马后撤百里！绝不与公孙瓒纠缠，只要他不先动手！”
袁绍还是老狐狸，这话说的滴水不漏。先是必须等刘虞兑现承诺，继而又将公孙瓒不先动手作为自己罢兵的先决条件。这样一来便确保自己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
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刘虞要的是袁绍的肯定答复，其它都好说。于是刘虞与袁绍等人一番欢饮，翌日带着袁绍的答复书信，回往晋阳复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