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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温和地笑：“加措。”
至此，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没人杀他。
我也明白了他食指关节为什么有茧——多半是老象牙佛珠磨的。
虽说我们信仰的不是这边的宗教，但细究起来，我们的文化本就多数起源于中国，所以大家谁都不想碰那个晦气。
放了又不行。
战争漫长无止，长官死了一轮又一轮，他如此好看，总有胆大的想试试他是什么滋味。
亵渎神灵。这听起来就让人兴奋不已。
现在我面对面坐在石床边沿，不清楚该如何给他行礼，或者该不该给他行礼，我的指尖微微发麻，于是落荒而逃。
我蜷在军帐篷里的通铺，听着战友类似飞机轰炸的呼噜，一夜无眠。
白天照常到来。
清晨的风满载着昨夜的凉气。
中队长的口臭愈发严重，他整个人闻起来像会移动的十八层地狱。
在他面前，有个破衣烂衫的老汉卑微地躬着腰，两手举着一张纸条，纸条颤巍巍地抬了抬。
我认得那老汉，是我们前阵子抓来修地道的苦力。
地道昨天刚刚修好。
中队长笑嘻嘻地从口袋里摸出他领军饷的印章，印在在那张纸条上，他的手指贴着纸和印章相接的部分仔细按压，确保名字能清晰地出现在那张纸上。
老汉跪地磕头，感恩戴德。
事出反常，我快走两步追上老汉，管他要他手里的纸条。
“皇军！皇军！”一开始他还不想给我，跟随我的军曹立即用枪口顶住他的脑袋。
我拿到了那张熨帖得一道折痕窝角都没有的纸条。
纸条上用日文写着：“此人残暴狡猾，请杀掉他！”
怪不得中队长愿意给他盖章。
拿着这张“通行证”，路过哪个部队都不能通行。
我撕了那张纸，给他重写了一张：“此人是良民，请放行。”
我注视着老汉的背影。
心里并不觉轻松。
放走了一个，放不走的是十个，一万个，十万个，一百万个。
上级下来了命令，原地休整半月。
我从最北方的满洲帝国跟随部队一直到了最南。
一旦停下来，我就会瞎想。
一旦瞎想，轰炸的飞机、冲天的炮火、敌军的骑兵队就会齐齐对准我。
闭上眼是地狱，睁开眼一看，果然是地狱。
我喝醉了酒。
我有预谋地喝醉了酒。
我的脚带着脑子不清醒的我去了尼庵的院子，左手第一间。
见到加措我才明白，我也不例外。
总有胆大的想试试他是什么滋味。我也不例外。
可是我喝得太多，眼前的人影由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六个……
我的膝盖很痛。
我后知后觉发现自己已经跪在石床前，头迷迷糊糊地撞向石床，被一只手垫住，我的眼泪顺着那只手的指节一段一段的流淌下去，我说：“我想回家。”
飞机的轰炸似乎停了下来。
我眼皮沉得要睁不开，嗓子也疼得快冒烟。
白天，我把自己的响牌烟塞给中队长，问了无关痛痒的问题，最后才转到我真正好奇的问题上去。
“大队那边，有没有说过当时是怎么抓的那个和尚？”
“和尚？”中队长拧起眉毛琢磨了一会儿才明白，“你说的是左手边第一间对吧？”
我的手心微微渗出汗珠儿，想咽口水，但忍住了。
“本来那藏族和尚好好待在庙里念经，谁会去招惹他？”中队长说，“他念经的庙窝藏了支那兵，这还不算，这和尚还送支那兵去江对岸，支那兵刚过去，他就割断了渡桥铁索，到现在咱们还没把桥修好。”
中队长如此轻描淡写，而这简单的几句话却在我的脑子里掀开滔天巨浪。
掀得我的魂魄跟着跌宕翻涌。直到浑身酸臭的中队长抬起他的手肘戳我的胸口，我才回神。
他问：“你试过了没有？”
我看向他，他便贱兮兮地笑：“去试试，很爽的。不要怕那些有的没的，如果真有什么东西显灵，我们怎么还站在这儿？”
事实证明，中队长有一张乌鸦嘴。
休整的这半月没能过完——我的国家投降了。
无条件投降。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即将成为战俘。
新四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几个部队的残兵跪成一排要剖腹。
领头的小队长一刺刀扎进自己的小腹，他的脑门迸出一条条蚯蚓形状的青筋，但整个人就僵持在那个动作，不动了。
我有点想笑——刺刀的方向竖着扎进去，错了。刀刃不横着朝内，就无法横着剖开他自己。
我和剩下没胆量自杀的小子一同成为战俘。
正巧赶上了
', ' ')('风大，天色都被吹得焦黄。沙子糊住眼睛，有人对我们举起枪，叫我们转过身去。
背对着枪口再好不过，因为我对枪口的形状感到厌恶。各种各样的，勃朗宁、三八大盖、捷克式……我们的、美军的、中国人的。
“砰！”
枪响了。
空旷，沉闷。是驳壳枪，中国人管它叫“自来得”。
枪没打在我身上，我没看见哪个战友倒下。却听见中气十足的吼声：“我看谁敢杀战俘！”
转回头，首先注意到来人军服上有不少块补丁，逆着光本来就看不清楚人脸，这军官的帽檐儿又盖住一小半。
所有中国兵站得溜直朝他行礼，我这才恍然，穿这么破的人居然是这里最大的官。
并不是所有的枪都放下了，其中有一个最小的中国兵，看起来十四五岁，或者更小，他眼睛里含着泪，没到淌下来的地步，就那么恨恨地盯着我，又看看他的长官。
补丁军官把少年兵的脑袋搂进怀里：“咱不杀战俘。”
他们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又和我们不大一样，我们总是以“粮食有限，防止暴乱”为由杀光战俘。
他们不杀。
我们要被押送到临时的关押地点。
我看了下跪在我身边的战友。
人并不齐——至少中队长就不在这。
我开始慌了。
我隐约猜到他要去哪里。
对中队长来说，尼庵里的，不是人，是罪证。
“请等一下！”我大喊，随即就被长枪抽在后背上。
“请等一下！”我举高两条手臂，等这些中国兵齐刷刷看我，便指向东南方向的尼庵：“尼庵里有你们的人！”
补丁军官走过来，先是狐疑地打量我，见我说中文，他便挥退了翻译官，直接和我对话：“尼庵？里面是什么人？”
“年轻好看的中国女人。”我没有提加措，换了这种更容易懂的措辞。
补丁军官的表情告诉我，他听明白了。
我们进入这片土地之后，见到年轻好看的女人就会‘征收’，征收她们的肉体，怕征收她们肉体的事实败露，还会在征收她们的性命。由此，“年轻好看”成为了世界上最恶毒的诅咒。
我没做过，我一次都没做过。
可我是日本人，是他们中的一员。
是向中国人开枪的机枪手。
我带路，中国兵跟着。
我一路奔跑，藏在军靴里的脚布满了血泡，黏黏腻腻破了又鼓，像一团通电的铁丝，每一步都变得又痛又麻。
左手边第一间。
门推开。
血腥味犹如毒蛇钻进我的血管。
“报告！”去检查了右侧房子的少年兵回到他的补丁长官面前，他眼里颤抖的泪珠终于震落，“女孩们都还活着！”
当然还活着。
中队长就在加措的屋子里，已经流干了他的血。
他的胸口、小腹分别中了枪，血点子大片大片溅在他身后灰黄色的墙上，简直像是他的影子。
中队长的二六式手枪在加措手里，他的手仍被粗重的铁铐束缚，乌铁上的血迹已经干涸，暗红色，像那铁铐原本的颜色。
加措的伤在头上。后脑边侧的位置，枪伤。
我想象不出他们是如何同归于尽的。
墙缝里的蟑螂不急不忙地露头，它个头更大了，从生着黑霉点的墙壁爬出来，一路往下，两条长长的红褐色虫须子摆动，重新确定好方向，转过身毅然决然地爬向门口。
稍后，更多的蟑螂沿着第一只爬过的路线，一同爬出大门。
我下意识地给它们让了路。
我注视着加措，还没等到悲伤的情绪涌上来，加措就睁开了眼睛。
他抹去流从额头流向眼睛的血，慢慢坐起来看我：“阿绵？”
在那一瞬间，我忽然相信了他的佛。
我们在两个月的关押后，被遣返日本。
我的军衔远不够上军事法庭的。我的父亲则是不等开庭，就绝食自杀了。
他把自己饿死那天刚好是神尝祭，我们祭祝丰收的节日。
继母随他而去。
处理好他们的后事，我再次去了中国。
找加措不难。
他挺出名，街坊邻里形容他：留一层薄薄的头发，发际线干净利落，皮肤颜色像刚熟的麦穗，穿一身火红的僧袍，是个到处跟人吵架的藏族和尚。
路过的信徒刚好听见那句“到处跟人吵架”，便急忙解释说，大师千里迢迢来到这儿，是为讲经传法，怎么可能是吵架，那叫‘辩法’。
我亲自看了一场，觉着‘吵架’这词儿人家用得委婉了，加措应该是在骂人。
一个人对骂一群，时不时骂得好，骂到妙处，人家还会给他鼓掌。
我有时也会想起那间尼庵，想起小屋里被镣铐锁住的加措
', ' ')('，想起抽屉里的82张军票，想起从墙缝爬出来的蟑螂。
但这件事似乎成为了我的伤痛，而不是他的。
他那样高兴，身上总是有着一种近乎野蛮的生机。
他不介意我跟着他。
我也从不闯进他居住的寺庙打扰他。
我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美国人开的铺子里修怀表——美国老板知道我是日本人，但他似乎并不太介意，而且也确实为我仔细地保密了。
表店晚上休息，我便和那群居士们一同去听法。
蒲团上暖烘烘，我躲在最后一排，一点头一点头地打盹。
睡梦中，我看见加措半跪在我面前，他的手从火红的僧袍里伸出来，轻巧地攥了一下我的手腕，便立即收回去。
我一个激灵坐起来，周围空无一人。
我的手腕上多出一圈和体温相近的东西，是一串细小的珠子，高粱秆一样的颜色。
我开始对那串佛珠着迷。它闻起来极细腻，不知这种味道算不算香味的一种，或者说，它闻起来像个人。
这味道让我欣喜若狂。
我睡不着觉，去了店里把每一格展示橱擦得干干净净。
油灯昏暗，气氛安宁。
“咚”一声，玻璃门被推开，门下的风铃惊惶急促，美国老板醉醺醺地扑到我的身后，怪声怪气地念我的名字：“晴彦。”
他的手勒住了我的腰——之前他也会抱抱我或者亲两下，美国人礼仪如此，我从不觉着他是在动手动脚。
直到此时。
他把手放在我的臀部，告诉我不要动。然后威胁道：“我发个电报，说你是日本间谍，立马就有人来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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