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得到《拜环堂文集》残本一册，会稽陶崇道著，存卷四卷五两卷，都是尺牍，大约是崇祯末刻本。我买这本破书固然是由于乡曲之见，一半也因为他是尺牍，心想比别的文章当较可观，而且篇数自然也多，虽然这种意思未免有点近于买萝卜白菜。看信里所说，似乎在天启时做御史，忤魏忠贤落职，崇祯中再起，在兵部及湖广两地方做官，在两篇尺牍里说起“石篑先叔”，可以知道他是陶望龄的堂侄，但是他的运气似乎比老叔还要好一点，因为遍查海宁陈氏所编的《禁书总录》不曾看见这部集名，在这里边讲到“奴虏”的地方实在却并不少。陶路叔的文章本来也写得颇好，但是我们看了第一引起注意的乃是所说明末的兵与虏的情形。这里可以抄引一二，如卷四复李茂明尚书云：
“天下难题至京营而极矣，乱如棼丝，兼投之荆棘丛中，败烂如腐船，又沉入汪洋海底，自国朝来几人能取而整理之。是何一入老公祖手不数月，声色不动，谈笑自若，而条理井然。去备兵营，掘狐狸之窟也，窟不难掘，而难于群狐之不号。以粮定军，如桶有箍，乃今片板不能增入矣。而粮票以营为据，不聚蚁而聚羊肉，蚁将安往。又禁充发之弊，诸窦杜尽矣。”又与陆凤台尚书云：
“京师十月二十七日已后事想已洞悉。京军十万，如尘羹土饭，堪摆不堪嚼。当事者恐撄圣人怒，欲以半为战半为守，弟辈坚执不可，始作乘城之计。弟又谓乘城无别法，全恃火器，而能火器者百不得一。”此盖指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事也。又与黄鹤岭御史云：
“国家七八年不用兵，持戟之士化为弱女。今虽暂远都城，而永平遵化非复我有，所恃无恐惟高皇帝在天之灵耳。”卷五与马大将军云：
“虏骑渐北，志在遁逃。但饱载而归，不特目今无颜面，而将来轻视中国益复可虞。目下援兵虽四集，为鼠者多，为虎者少。”又卷四答文太青光禄云：
“虏之蟠踞原非本心，无奈叛臣扣其马首，使不得前。此番之去谓之生于厌则可，谓之生于畏则不可。”复李茂明尚书更简明地说道：
“城自完，以高皇帝之灵而完，非有能完之者。虏自去，以厌所欲而去，非有能去之者。”卷四答荆璞岩户部云：
“奉教时尚未闻虏耗也，一变而至此，较之庚戌（一六一〇）其时十倍，其破城毁邑则百倍，而我师死于锋镝之下者亦百倍。内愈久而愈糜，外愈久而愈悍，中国之长技已见，犬羊之愿欲益奢，此后真不知所税驾矣。弟分辖东直门，正当虏冲，易章缝为韐，餐星寝露者四旬，今日始闻酋旌北指，或者奴亦厌兵乎。”又一书盖在一年后，全文云：
“记东直门答手教时五指欲堕，今且执拂驱暑矣。日月洵易迈，然虏不以客自处，我亦不以客处虏，任其以永遵作卧榻而鼾卧自如。朝士作高奇语，则轰然是之，作平实语则共诋以为恇怯。不知河水合后亦能如此支吾否？而司马门庭几同儿戏，弟言无灵，止付长叹，想台臺所共嗟也。”高奇语即今所谓高调，可见此种情形在三百年前已然。又有致毛帅（文龙）一书，说的更淋漓尽致，今录其一部分于下：
“当奴之初起也，彼密我疏，彼狡我拙，彼合我离，彼捷我钝，种种皆非敌手，及开铁一陷，不言守而言战，不言战而且言剿。正如衰败大户仍先世余休，久驾人上，邻居小民窥见室中虚实，故来挑搆，一不胜而怒目张牙，诧为怪事，必欲尽力惩治之。一举不胜，墙垣户牖尽为摧毁，然后紧闭门扇，面面相觑，各各相讥。”这一个譬喻很有点儿辛辣，仿佛就是现今的中国人听了也要落耳朵吧。以上所说的抗清的一方面，另外还有投清的即上文所谓扣其马首的一方面。卷四与梅长公巡抚云：
“虏踞遵永未必无归志，奈衿绅从叛者入胡则有集枯之虞，舍胡则有赤族之患，所以牵缠不割耳。”又与陆凤台尚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