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后记</h1>
后记
人是有语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说话其实很难。
一九八八年我移居中国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岛。我不会说海南话，而且觉得这种话很难学。有一天，我与朋友到菜市场买菜，见到不知名的鱼，便向本地的卖主打听。他说这是鱼。我说我知道是鱼，请问是什么鱼？他瞪大眼睛说，“海鱼么。”我笑了，我说我知道是海鱼，请问是“什、么、海、鱼？”对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显得有些不耐烦。“大鱼么？”我和朋友事后想起这一段对话，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国最大的海域，有数不尽的渔村，历史悠久的渔业。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关于鱼的词汇量应该说是最大的。真正的渔民，对几百种鱼以及鱼的每个部位以及鱼的各种状态，都有特定的语词，都有细致、准确的表达和描述，足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词典。但这些绝大部分无法进入普通话。即使是收集词条最多的《康熙字典》，四万多汉字也离这个海岛太遥远，把这里大量深切而丰富的感受排除在视野之外，排除在学士们御制的笔砚之外。当我同这里的人说起普通话时，当我迫使他们使用他们不太熟悉的语言时，他们就只可能用“海鱼”或“大鱼”来含糊。
我差一点嘲笑他们，差一点以为他们可怜地语言贫乏。我当然错了。对于我来说，他们并不是我见到的他们，并不是我在谈论的他们，他们嘲瞅呕哑巩哩哇啦，很大程度上还隐匿在我无法进入的语言屏障之后，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他们接受了这种暗夜。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我多年来一直学习普通话。我明白这是必要的，是我被邻居、同事、售货员、警察、官员接受的必需，是我与电视、报纸沟通的必需，是我进入现代的必需。我在菜市场买鱼的经历，只是使我突然震惊：我已经普通话化了。这同时意味着，我记忆中的故乡也普通话化了，正在一天天被异生的语言滤洗——它在这种滤洗之下，正在变成简单的“大鱼”和“海鱼”，简略而粗糙，在译语的沙漠里一点点干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