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对组织行动的办公室设在纽约，但考虑到纽约阴雨绵绵，不利于抑郁症的康复和疗养，赤井便申请调往加州。他带着爱子和他的福特野马落地洛杉矶，在民宿里暂时住下。
一年前他收到明美短信便匆忙离开美国，不仅衣服没带，连枪支弹药都因为等不及走fbi的程序而没有拿上。不到两个月，他就假死了，办公室的同事帮他退租了公寓、收拾了“遗物”。因为詹姆斯有吩咐，遗物没有被处理掉，而是堆在fbi的仓库里。他的东西不多，几箱书籍和资料、一箱奖章和杂物、一箱衣服，被fbi从纽约寄到洛杉矶。
有很多手续需要办，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爱子睡眠不好，在民宿里断断续续倒着时差时，赤井就在外面看房子、找学校，最后选定一栋距离市中心四十分钟车程的两层别墅，带车库和花园，价格适中，距离一所学风优良的私立高中只要十五分钟车程。
爱子国三只读了两个月，正好美国高中有四个年级，八月下旬才开学。赤井拿着fbi为爱子精心伪造的简历，花了点功夫，把爱子塞了进去。
他开车去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接爱子，心理医生是一个日语不错的日裔女人，早年为fbi工作过，专攻青少年的ptsd。是为了这个心理医生，赤井才选择定居此处。
临近下班时间，爱子的诊疗早已结束，正坐在等候室的沙发上，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机里的动画片。前台是个黑人女性，已经认识赤井了，看到他出现，便说：“小林医生让我对你说，虽然她很愿意帮助她的病人，但你不能总把这里当托儿所用。”
“抱歉。”赤井也有些心虚，“等安定下来就不会了。”
新家还没有收拾好，他不放心爱子一个人待在民宿，第二天再出门，就把她送到fbi的办公室里，让同事帮忙看着。爱子越发感到无聊，玩了会儿手机，便趴在桌子上睡觉，醒来再玩手机。有人问她问题，她就回几句，问得再深入，交流便困难起来。fbi的办公室里没人讲日语，来来往往的特工说着各种口音的英语，用着她听不懂的俚语和高深词汇。而她英语说得七零八落，想表达的意思表达不出来，常常要查词典，感到非常恼火。
在fbi的办公室待了几天，她就拒绝再去了。没有办法，赤井只好带上她去新家的装修现场。因为要在这里定居至少四年，他非常重视安保问题，亲自设计了图纸，等为fbi工作的装修工人做完常规工作，他便在隐蔽处加装机关和暗门。
但等装修工作渐渐步入正轨，甚至连未来的家具都提前买好了，赤井也没事可做了。他和其他参与过对组织行动的特工一样，要强制休假一年才能回去上班，并定期接受心理治疗和观察。当他和爱子都不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两人就在民宿里大眼瞪小眼。末了，赤井提议：“要去旅游吗？”
爱子意兴阑珊，但赤井决定带她出去转转。他本想带爱子去沙滩晒太阳，补充维他命d，想起她身上有很多伤疤，可能不愿意穿泳衣，就打消了念头。他还想带她去靶场玩，但考虑到她有ptsd，目睹过爆炸和机关枪扫射，担心触发她的创伤再体验，便没有提。最后，他带她去了不会出错的环球影城，又开车去了死亡峡谷和国家公园，但她一直兴致缺缺，甚至问他：“什么时候回去？”
赤井只好开车带她回洛杉矶。
如果赤井不把爱子带出去，爱子就能一直窝在民宿里。她非常非常想家，有事没事就和志保发消息、打电话。有一天晚上，她实在忍不住，躲在被窝里哭。赤井在隔壁听到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便装作没发现。她一整宿没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天光大亮，才进入梦乡，睡到下午一点才醒。
到了晚上，她又睡不着了。她在外飘零一年，才刚在志保身边找到一点家的感觉，就要面临“有家回不去”的痛苦。异国他乡，无事可做，她感到整个人都快要发霉了。心理医生建议她学英语，她却没有去做的动力，只能漫无目的地刷着手机。没有朋友、没有亲人，身边只有一个赤井，让她感到十分孤独。她不想出去，待在民宿里又感到被困住。被带出去玩会感到没意思，不出去又会觉得自己在虚度年华，她被矛盾撕扯，心中焦躁，几欲发疯。
凌晨两点，她突然生出一种强烈的想要从楼上跳下去的冲动。她感到身体沉重，没法起床，用尽最后一丝理智，给赤井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刚接通没几秒，赤井就出现了。“你怎么了？”他问，顺手打开灯。
她躺在床上盯着他，说不出话，眼眶里慢慢蓄满泪水。
赤井在心里长长叹了声气，坐到床边，伸手盖住她的眼睛。
“睡吧。”他说，声音里有他都没察觉的温柔。
手掌温热，自带重量，轻微压迫着她的眼球。她躺在那里，感到山川从身边倒退，河流自入海溯洄，太阳西升东落，森林变小成树苗。
过了很久，她发现自己可以说话了：“我睡不着。”
赤井站起身，去客厅装着书的箱子里挑了一本书，递给她：“那就看看书。”
“是英文的。”她坐起来，看了一眼封面。
“你看一会儿就能睡着了。”
她翻了几页，好多不认识的单词。
“还有什么事吗？”赤井很耐心地问道。
她感到不好意思，举起书遮住自己的脸：“没有了。”
“那我回去睡了。”他摸了摸她的头，“有事再叫我。”
过了一个小时，赤井蹑手蹑脚地走进她的房间，发现书掉在枕头旁，她已经睡着了。他把书拿起来放到床头柜上，盖了一半的被子拉到下巴。床头柜上的小夜灯被她关掉了，他重新打开，再把大灯关上，门合上，留出一条缝。
第二天下午，赤井送爱子去看心理医生。诊疗结束后，赤井以监护人的身份和心理医生又聊了一个小时，最后决定把爱子送到语言学校，让她在开学前的这几个月好好学学英语，有些正事可做，也能正常和他人交流。
但爱子在日本就不喜欢和人说话，到了语言不通的异乡，更不会主动开口说话。赤井关心爱子的学习进度，检查她的作业，发现她在小组讨论中得分非常低，便联系语言学校的老师，得知爱子几乎从不发言。
“老师说你被提问时还会回答几句，”赤井问爱子，“怎么在小组讨论中就不说话了？”
“没什么好说的。”爱子说。
考虑到爱子的presentation分数还可以，赤井认为爱子不擅长用英语和人闲聊，与心理医生讨论后，对爱子说：“我们以后说话时用英语。”
爱子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说：“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