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 美国陆军航空兵团（美国空军前身）退役上校约翰·朱厄特率一支非官方顾问团帮助中国规划、组织空军并训练飞行员，这个民间顾问团开启了中美空军合作的序幕。
1943年，成立了中美空军混编大队，两军联合作战多年，彼此都很熟悉。战后，中美混编大队解散，美军军官们即被分散配属到国民党空军各个部队中，在人事管理、训练和后勤维护保养方面提供帮助。
胜利后的国民党空军士气和管理水平一落千丈，美军顾问的评价是：“在内战中的表现极端低劣。”
官方的海军顾问团成立最早，在抗战时美国就承诺战后帮助中国重建海军。战后美国海军协助国民党军运兵赶赴前线、遣返日军日侨，同时向国民党**移交大批舰艇，并培训国民党军操作使用。
在美国顾问帮助下，国民党军改组了海军总司令部，建立起基本的制度和工作程序，并制定了舰队训练计划和人事制度。美军顾问训练了30余名军官和3千余名水兵。
按照美军的最初想法，应向中国派出一个统一的联合军事顾问团，而不是偷偷摸摸派出没有名分、不能公开的顾问组织。鉴于中国的重要性，担任团长的人级别要够高，不但要有能力，还得具备较高声望，参联会拟议由魏德迈中将或克拉克上将充任。
克拉克在二战中担任过集团军群司令，他打仗一般，但战后负责和苏军交涉奥地利问题，处理复杂的政治事务很老练，表现出较高政治手腕。魏德迈熟悉中国事务，和国民**关系融洽。
史汀生也曾就这一问题与赵继统进行会谈，赵继统的回答很明确，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艾森豪威尔，任职到1948年5月就到期了，魏德迈和克拉克都是接任参谋长的热门人选，他们都不合适。
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国民党内、军队内更是派系林立，派来一个有能力个性强的美军将领，弄不好还会影响中美关系···
史汀生经过考察，认同了赵继统的观点，回国后挑了一个没有名气、级别也不高的少将军官戴维·巴尔（中文名巴大维，在二战中从没指挥过战斗，战争末期他曾担任第6集团军群司令德弗斯将军的参谋长。在一个次要战区给一位二流将军担任参谋长，不可能带来过人的名望）出任联合顾问团团长。
大致同一时期，华盛顿向希腊派出的顾问团团长是詹姆斯·范弗里特中将（范弗里特在诺曼底登陆当天作为团长带头冲向滩头，二战结束时已经是军长，靠战功一路升官）；派往韩国的顾问团团长罗伯特·威廉斯准将（在二战巴斯通战役指挥装甲师战斗群，因此战闻名全军）。
给偌大中国派来个没打过仗、也没名气的两星少将，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华盛顿对赵继统的重视，他的意见被作为主要依据来执行。（这位巴大维也确实资质平庸，离开中国后他担任美军师长，恰好赶上朝鲜战争，在长津湖战役的新兴里战斗中，第7步兵师下属31团被围在长津湖西岸，他作为师长很清楚31团处境有多危急。本应做好下属部队与同一地域友军的协同以助突围，但他什么也没做，给志愿军创造了歼灭美军一个团级单位的模范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