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过年的赵继统家里迎来了一位老熟人，他的专属联络员段伯宇。他是代表组织来询问赵继统今后的安排，他自己已经收到命令，借由老蒋下野之际，借病辞职后前往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任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委员（先后策动预备干部局训练团第1总队、伞兵第3团、江苏省保安总队、辎重汽车兵第2团等部起义，并安全的迎来了5月12日上海解放，建国后担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并诚邀赵继统来主持策反委员会的工作。
赵继统这才拿出了自己的计划，他决定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住院期间他明白自己已是高龄状态，诸病缠身，所以能做的工作有限，不若就用有限的生命来护卫新成立的新中国吧），国民党在失利之余必定极尽破坏之能事，工厂、发电厂、水厂等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之重要设施必遭劫难，自己作为老蒋的代言人形象驻守上海，会想办法打听保密局的具体实施方案，以便我党予以破之···
大年刚过，奉蒋介石之命凭借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秘密来访，想请赵继统一起参详防卫长江的作战部署，赵继统欣欣然前往。
在设计“江防图”时，他的意见不多，大多数是在观望，只有遇到不熟悉的部队番号（临时拼凑或地方部队）时会详细的询问该部队的指挥官和火力配置。
江防计划制定完毕之后，赵继统带着原图又奔赴了溪口（汤恩伯都没有跟随前往），其间复制的“江防图”和相应的给养计划、火力分配方案都通过新任的交通员艾毅根报告给了“三野”指挥部。
赵继统回来后又做了一些细微的调整，这是三野野司做出的有利于我方的调整，而汤恩伯还以为是“太上皇”亲自提出的意见，竟然全盘接受。其实也怨不得他轻率，因为赵继统回来时还捎带了一封总裁的“密信”···
李宗仁代总统后，便积极进行“谋和”活动。他摆出开明姿态，一方面下令“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另一方面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去南京，又派邵力子、甘介侯去上海访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罗隆基、张澜等。(李宗仁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这些人对我还友好，似乎不怀恶感。我若得到他们的支持，定能造成第三种力量，以制造**之舆论。这样共产党就不得不放弃毫无意义的把内战打到底的目的。”)
对李宗仁的“谋和”活动，中国共产党采取相应的措施，1月25日即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指出:“对国民党的伪善，人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日，中央发电指示上海、**党组织，要求迅即将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的声明及中国共产党上述谈话，连同中国共产党1月14日声明向国民党各大城市广为启(散)发，使广大群众不受美帝及国民党的欺骗。尤其要注意争取中间分子。
1月28日，中央又致电上海党组织，要他们同尚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交换意见。电文渭:“如果南京反动**及李(宗仁)、孙(科)、邵(力子)、张(群)等接受毛主席的八项条件，并即逮捕各主要战犯(如蒋介石、陈立夫一大批等)，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那就是好的;如果只提出要南京反动**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恢复民主同盟活动及容许被封的报纸，杂志复刊等等，那就是很危险的。因为对茚项要求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不一定肯提出，而对后项要求既易为张、黄、罗等赞同，又易为南京在形式上接受，结果转使民主人士陷入被动，且有承认反动统治之嫌。”要求着重说服他们坚持李济深等55人声明的立场。
与此同时，中央还向上海等地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他们配合这一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发动工人、学生等群众运动，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工会、学生会等团体可公开活动，被启封的报纸可自动复刊，并注意使中间阶层人士的民主运动和群众运动相配合，以揭露李宗仁和平谈判的欺骗性。
实际上，李宗仁虽然想采取一些旨在争取中间力量的做法，但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抵制下，所谓“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等命令，多未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