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能不引起侦查员的高度警惕。侦查员还了解到，王惠椿逃港后曾委托周兴坤代表他管理其在北京的全部个人财产，并以其房租和股东收益的15%为酬劳。
为了进一步搞清周兴坤的特嫌问题，经上级批准，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于以“严重经济犯罪”，宣布将其逮捕，进行审查。审查中，周兴坤如实地交代了他经济上的违法事实和从事特务活动的罪行。
1949年5月，和平解放后的北京人民**正面临着清匪肃特、禁烟戒毒、封闭妓院、收容乞丐等治理社会混乱的工作。为开国大典创造良好的条件。此时周兴坤携带美金3900元，由天津乘坐“湖北号”轮船，去**购买手表，进行走私活动。
他在**霓虹闪烁的花花世界里居住约70天，每天出入茶坊酒肆，尽情挥霍。7月初去台北，住台北亨得利钟表行，先后游览了台湾的日月潭、碧潭等风景区。
7月下旬，离开台北乘船经浙江定海沈家门到上海，后又去宁波老家居住两个月。后返回北京，带回手表200块。
他向亨得利钟表行的同仁说，本来从**买了300块手表，在途中丢了100块。周兴坤的这次港台之行，触犯了新中国经济方面的法律，而下一次却陷入了政治问题的泥潭之中。
1951年 1月上旬，周兴坤又携带3000万人民币(旧币 )，从北京乘火车经汉口、广州、深圳去**，仍从事走私手表的生意。到**后，住**利源货栈，在这里与亨得利钟表行的总经理王惠椿见了面，两人商谈了北京的房产及业务问题。不久，又迁住**德辅道亨得利钟表行内。
2月的一天，德辅道亨得利钟表行的职员周贤庚告诉他，国民党军界要人郑芝芳要拜访他，周兴坤早就听说过郑芝芳是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郑子玉的弟弟。郑子玉是资本家，与周兴坤的私交甚好。这次来访可能是打听他哥哥的情况。
翌日，郑芝芳来到德辅道亨得利钟表行和周兴坤见了面。周兴坤见前来造访的郑芝芳四十多岁，身材高大，国字脸，近视眼，说话声音洪亮。一接触，他就摆出一副国民党军人趾高气扬的架式，使周兴坤内心陡生几分怯意。
二人寒暄过后，郑芝芳详细地询问了周兴坤在北京的情况和其兄郑子玉的情况，尤其对他哥哥能够担任共产***的区政协委员之职，非常感兴趣。
周兴坤说:“共产党对我们工商界人士采取团结的方针，我和你哥哥都很好，像我和你哥哥这样的人都能参政议政，在过去是没有过的。”
这里所说的过去，主要是指国民党统治时期，周兴坤没敢这么说。郑芝芳没有再说什么，便告辞离开了亨得利钟表行。
郑芝芳是何许人也?
郑系浙江定海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国民党空军做情报工作，1947年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主要负责情报工作。1948年底，国民党逃到台湾后，他脱离了军界，跑到**继续做特务工作，为国民党军界搜集情报和物色、训练特务。然后派往大陆，从事情报或者破坏活动。
又过了几天，郑芝芳派人邀请周兴坤去德辅道的一个咖啡店闲坐。这次二人一见面，郑芝芳便展开了宣传攻势，时值朝鲜战事正紧，他大放厥词说，“朝鲜战争实际上是‘美苏战争’，美国武器好，又有西方盟国的帮助，将来胜利者必然是美国。”又说:“苏联战败了，中共必然也会失败，将来国民党能返回大陆，那时，大陆仍是国民党的天下。”
周兴坤听着，心想:“国民党 800万军队，都被人民解放军打垮了，现在逃到一个台湾岛上，还想返回大陆，真是天方夜谭!”
郑芝芳见周兴坤不说话，便干脆亮出了自己的特务身份，并要求周兴坤回北京后发展郑子玉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为国民党搜集情报。并皮笑肉不笑地说:“我哥哥是区政协委员，肯定知道共产党的一些情况。”
“这……”周兴坤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蒙了，他思忖良久，吞吞吐吐地说:“我是个生意人，干不了这种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