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难发现，世界上有这样一类人，表面上他们是沉默的、内敛的，但是一旦找到愿意释放内心的平台，他们会尽情地绽放自我。
在沈迪倔强、要强的外显之下，实际上隐藏着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内心。至于这种倾向的内因，应该归结于沈迪的童年。
沈迪的童年生活简单而孤寂，似乎除了读书就是读书。她很早就进学校读书了，三岁进幼儿园，四岁读学前班，五岁就被送进小学读一年级了。从小学到大学，沈迪都是整个年级年龄最小的。
沈健平夫妇是双职工，没多少时间照顾沈迪。沈迪的爷爷奶奶都在“文革”那场浩劫中被批斗死了。外公也在单位上班，外婆做小生意，还要照顾沈迪未成年的小舅舅和小姨，根本无暇顾及他人。
军人出身的父亲沈健平对沈迪的教育方式是绝对原始而极端的。沈健平对沈迪的要求极高。数学、语文每次考试必须都达96分以上，要是考了双百，父亲就会把沈迪架在脖子上“骑马驾”，带她上街去买好吃的。可一旦考差了，父亲严峻的脸色让沈迪胆战心惊。最轻的处罚就是身体必须笔直地靠着墙边，站上足足两个小时。若是考到90分以下，就免不了一顿皮鞭了，他对女儿管教的专制、独断，周琴拦都拦不住。
一次，沈迪被沈健平用皮带鞭打得四处乱滚的惨叫声，连同住在单位“筒子楼”里的邻居都觉得凄惨，不得不出面说情，喊：“沈健平，你这样子不得把你妮子打死咯！”这种体罚至今仍令沈迪心生余悸。沈迪读了大学后，周琴有时还开玩笑说，小时候的沈迪见到爸爸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长大了反而跟爸爸亲近了。
沈迪读三年级前，都是周琴一早给她做好早餐，再准备好饭盒装好中午饭，骑自行车送沈迪去学校。下午四点多放学后，同学们都走了，只有沈迪和几个同样是“双职工”父母的同学在教室里静静地写作业看书，等到父母五点半下班后来接自己回家。她还依稀记得，有一个“七月半”的夜晚，那天有同学吓唬她说“七月半，鬼作乱”。那天爸爸妈妈因为厂里赶生产加夜班，只留下沈迪一个人在家，偏巧那晚又是电闪雷鸣又是狂风乱作、骤雨急下，沈迪吓得一个晚上没有睡着，把家里每个角落的灯都拉开了，缩在床角哭个不停。凌晨沈健平夫妇回家，发现沈迪缩在床角发抖，全身冰凉，嘴里嘟囔着：“爸爸妈妈，我怕……我怕……”沈健平赶紧送孩子到医院，所幸送的及时，医生责备说，要是晚点送来，小孩就要得脑膜炎了。
童年的沈迪还背着一个身份——留守儿童，这种留守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她考上大学。沈迪算是中国早一代的留守儿童。三年级时，父母下海远去香城打工，小沈迪被送到外婆家寄养。对父母的突然离开，童年的小沈迪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耿耿于怀的。她总是想：爸爸妈妈怎么了，是不是不要我了？难道赚钱比我更重要吗？外公外婆也无暇照顾沈迪，早上都是给她一块五角钱让她自己在学校门口买早点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