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确定的身份信息，但萧闻天依旧有办法。他调来了南安机场的监控视频以及安检仪的录像资料，进行逐个比对。果然，这个李启乐的行李是有问题的。如果不仔细观察，根本就发现不了。他的行李箱拉杆里，有几个异物，仔细来看，是弹簧和刀片。
如果放在现在，安检过程中就可以发现异常了。但是当时受设备所限，如果不是有针对性地观察，还真的发现不了这些藏在拉杆里的小异物。看上去，就像是拉杆箱的组件而已。
再看李启乐的监控视频。还是因为当时的设备所限，并不能看到这个戴着兜帽的年轻人的脸。可是，从他的身形上，一直怀疑有问题的萧闻天确定，那就是自己看着长大的、老董的儿子——董乐。
既然有了针对性的怀疑对象，萧闻天让傅如熙在做出dna结果后，立即和老董的dna进行比对。虽然那个时候的dna技术还不成熟，但是这么有针对性的亲子比对，还是可以实现的。
所以在一天后，专案组确定了犯罪嫌疑人——董乐。而那个一直被控制的空姐杨茜也被证明是清白的。
但是此时，董乐已经不知所终。
那段时间，应该是萧闻天备受煎熬的时间。孕妇惨死的模样、血腥的卫生间，还有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以及群众的指责，让萧闻天每天都无法入睡。每当他躺在床上，那个满身是血的孕妇就会出现在他的眼前。
即便是老朋友的儿子，他也一定要追查到底。就算董乐跑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他捉拿归案！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萧闻天全身心扑在了抓捕董乐的工作上。他也知道他的老同事们，尤其是那些和老董关系很好的同事对他的做法很不理解，但是一想到死者的表情，他就干劲十足。
后来，萧闻天发现董乐以前会不定期给一个不明账号打钱。虽然钱不多，但这是一个线索。果然，通过对这个账号的监控，萧闻天发现了董乐的下落。
因此，在南安和沈阳两地警方的努力之下，董乐于1994年11月被抓捕归案。
经过审讯，董乐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在杜舍被判处无期徒刑后，董乐是满心不服。根据他的判断，杜舍的精神病是伪装的，精神病鉴定是有问题的。但是，检察机关并没有采信他的意见。他觉得，这个世界的法律是不公正的，若想让凶手有个应得的报应，只有他自己动手了。
虽然对获取方法保持缄默，但是董乐还是交代了自己最终获得了这次机密押运任务的情报以及具体航班号。于是，他开始策划自己的刺杀事件了。
董乐利用自己职务之便，盗取傅元曼的数字身份认证，进入了身份管理系统，并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假身份，而且制作了假身份证。因为当时的第一代身份证是没有芯片的，所以并不担心会露馅儿。
然后他利用这个假身份购买了押解航班的头等舱。
在机场候机的时候，趁着萧闻天和朱力山暂时离开，董乐瞅准机会塞给杜舍一张字条，上面的提示是让杜舍在空姐送餐的时候，故意打翻水杯，找借口去前舱卫生间里。在那里，会有教杜舍逃脱方法的资料，写字条的“好心人”会在救出他后安排他接下来的人生。
显然，董乐的目的就是引诱杜舍去卫生间，然后锁门，利用发射设备处死杜舍。
在空姐送餐的时候，董乐就去了前舱卫生间，并安置好了发射设备。在听见杜舍的惨叫之时，董乐出了卫生间，并趁着乘务长不在，扯断了照明控制面板后面的电线，导致机舱照明断电。因为如果有光线，很容易发现卫生间里的发射设备。
本来想着一切都天衣无缝了，但是未承想，坐在董乐后排头等舱座位的孕妇，本身因为飞机的颠簸而感觉不适。此时，突然失去了光线，她顿时感到极端不适，需要呕吐。
于是，这个孕妇就成了替死鬼。
而坐在经济舱的杜舍是想去前舱，但是被陪同的押解人员及时制止，告诉他那边是头等舱的卫生间，于是不得已只能去了后舱卫生间，从而躲过一劫。
在事情发生后，董乐同样极端内疚，但是他头脑还是很清醒的。为了不引起怀疑，他趁乱趁黑拿走了卫生间墙壁上的发射装置。
可没有想到，飞机在落地后，机场保卫人员通知说飞机上的所有人员都必须暂时扣留。董乐非常清楚，如果只知道一个假身份，是没有人会发现他的。除非所有人都被扣留。他的模样，萧闻天和朱力山都是认识的。
不得已之下，董乐只有在下摆渡车的时候，趁乱逃离了机场。本以为可以逃过一劫，但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抓住了尾巴。
确实，如果不是萧闻天一直心存怀疑，及时发现了怀疑对象，那么他也猜想不到董乐之前给杜舍传过字条。如果不是杜舍主动去卫生间，那么这次谋杀根本就不能凑巧成功。而让杜舍在规定时间内去卫生间的唯一手段，就是空姐的失误。而且飞机照明面板也都是空姐操控的，那么这个名为杨茜的空姐才是第一嫌疑人。不会有人怀疑到他董乐身上。董乐一直这样给自己信心。
案件就这样顺利侦破了。董乐于1995年1月，过年之前，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董乐没有给自己留下太多的辩解。但是他即便是到行刑前，还一直强调：自己给了杜舍字条，杜舍却会按照他的指示去办。这都说明了杜舍是有逃离的愿望的，是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精神病！
董乐认为，自己死了不要紧，杜舍这个杀父仇人，也应该去死。
可是，杜舍的判决已经生效，法庭也没有根据董乐的推理而去提起再审。法院和检察院都一致认为，杜舍本就是间歇性精神病，在精神病间歇期，其神志本就是正常的。所以董乐的推理显然是不正确的。
换句话说，董乐精心准备、缜密策划的一场复仇大戏，以无辜群众一尸两命的死亡告终，以董乐白白送死而告终。
看完了这一份厚厚的卷宗，守夜者成员们纷纷感慨不已。
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这个老掉牙的问题，再次在大家脑海里浮现。
如果不是萧朗眼睛尖，大家都会在这种无法描述的心情中结束今天的工作。可是萧朗却发现，在卷宗的最后，还隐藏着几个半透明的jpg文件。
本来文件夹就加密了，为什么这几个文件还要设置隐藏？如果不是萧望的手机设置了“隐藏文件可见”，那这几个文件还真就逃过了大家的视线。
满满的好奇心让萧朗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这几个文件。所有的文件，都有一个统一的文头(6)——“会议纪要”。
第四章
精神病人
三个大活人坐在铁笼子里，一言不发。他下意识地搓着手背上的疤痕，不知道那两个人到底要做什么。
人类心灵中一切罪恶作为一种倾向被包含在潜意识中。
——弗洛伊德
会议纪要有很多份，记载了不少当年守夜者组织内部会议的内容。这些会议纪要都是手写的，字体俊逸，和唐骏之前笔记的字体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担任这么多次会议记录者的，正是唐骏。唐骏在记录完毕之后，并没有及时归档，而是把纪要都通过翻拍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大部分会议纪要，是围绕着叶凤媛杀人案、杜舍杀人案和董乐杀人案这三起看起来关系不大，实则是“冤冤相报”的系列案件展开的。三起案件跨度十一年，不同年代的法治思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每次会议，大家的发言都很踊跃，意见分歧也是很大的。
虽然当年的守夜者组织成员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发言，有的人发言态度还很激烈，但是所有的会议纪要中，都没有找到唐骏发言的痕迹。也就是说，无论当年争论有多厉害，唐骏始终保持了缄默。
如果说从这些会议纪要中可以清晰看出当年守夜者组织内部的两种意见的话，那么唐骏就是第三种——没有意见，或者有意见却放在了心里。
萧望快速浏览了一下会议纪要的主要内容，说：“其实，在那个对法治精神还存在分歧的年代，能坚持‘权力约束’确实还是挺不容易的。即便是现在，在网络上，还是有很多人内心里笃定了‘有罪推定’，在先入为主地认定了某种自认为正确的结论后，就会提出各自的‘质疑’，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些捕风捉影的线索来自证结论。这就像是当年的‘处决派’，一旦自我认定，就希望能代表‘正义’来处决‘罪恶’。”
“在那个年代，持真正意义上的‘疑罪从无’意见的，确实不容易。”凌漠说，“不知道这些争论对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疑罪从无’的原则是不是有一点推进作用。”
“大家对‘疑罪从无’的原则是认可的，但是对具体的‘疑罪’的概念还是不太清楚。”萧望说。
关于杜舍杀人案，争议点主要是在精神病鉴定上。以萧闻天、朱力山为首的一部分人主张的“约束派”认为既然有资质的精神病鉴定机构做出了明确的结论，那么这就应该作为一条重要的依据来影响判决，这是保障人权的一种表现。而持“处决”意见的其他人认为，董乐做了大量的调查，尤其是最后的字条约定可以反映出杜舍并不存在精神障碍。既然“疑罪从无”，那么就应该“疑病”也“从无”。有依据证明杜舍的精神病可能是伪装的，那么就不应该认定其精神病的存在，直接予以处决。“约束派”认为，“疑罪从无”的内核精神目的是保障人权，那么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精神病是伪装的，不然“疑病”就应该按有病处理。“处决派”认为，如果这样处理，那么就不是“疑罪从无”原则了，而是“保护犯罪分子”原则。“约束派”认为，公权力必须慎用，对于存在疑点的犯罪嫌疑人，人权当然要保护。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是一个社会法治进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