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川先生就是因为这个才出任讲武堂大祭酒的吗？”戚继光默然了半响，低声问道。
“一开始不是，我一开始就想不管你周可成是什么打算，但这里毕竟培养出的多半是我江南才俊，这对大明，对江南总不会有坏处。到了后来就更不在乎了，反正周可成他又不想当皇帝，那以他的才具官职越高权力越大对大明、对江南就越有好处，我一个老头子干嘛要和他作对？”
“大权在握，架空主上也好吗？”戚继光反问道。
“总比先帝那样自己躲在西苑什么都不做，又不让别人做好吧？”唐顺之冷笑道：“蜀汉祭由刘氏，政由诸葛不是也挺好吗？既然周可成能做，又做得好，天子任用贤臣，垂拱而治，这难道不是最好的事情吗？”
戚继光顿时语塞，很多人将明代的内阁制度英国近代君主立宪制下的内阁制度相比，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个美妙的误会罢了。明代的内阁乃是专制君主的秘书；而英国近代君主立宪制度下的内阁制乃是专制君主和议会之间的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后者出现的前提是英国出现了一批经济基础独立于君主专制制度之外的阶层，比如乡绅、船主、商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议会才能组建强大的新模范军击败王军，处死查理一世。而在明代的士大夫阶层是皇权的依附品，他们的身份是科举考试的结果，必须依靠官府的支持，才能保证自己免税免役等特权，确保对大批依附人口和土地的占有；士大夫阶层本身既没有独立的军事力量，也没有组织发展社会生产的能力，一旦失去皇权的保护，无论他还有多少财产，也很快会沦为官府和其他权力者的饵食。而兰芳社的出现逐渐改变了这一点，江南的新兴阶层的财富来源很大部分是来自手工业、种植园业、水运和远洋贸易，这些都和皇权无关；而通过将次子、第三子送往讲武堂和讲谈社，他们又获得了社会上的影响力和军事力量，并在南洋的殖民战争和接下来的靖难之役中证实了以讲武堂学生为骨干的新军的战斗力。作为新兴阶层中的代表，唐顺之、项高还有徐渭等人也意识到已经不再需要皇权来保护自身的利益，随之而来皇权和科举在他们眼里自然也就不再神圣。这也是唐顺之在和戚继光的交谈中流露出对皇权冷淡、乃至隐约敌意的真正原因。
“南塘，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唐顺之见戚继光一直沉默不语便笑问道。
“接下来？”戚继光露出了迷惘之色，他摇了摇头：“我现在不过是阶下囚，身不由己，还能有什么打算？”
“这倒也是！”唐顺之笑道：“不过南塘你也不要太担心了，以我对周可成的了解，你的性命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最坏也不过在江南呆上两三年，等仗打完了，以你的才具一定可以获得重用的！”
“两三年？先生觉得两三年就能打完仗？”
“我这也就是一顺口！也许一两年，或者更多些，但应该不会超过五年！”唐顺之笑道。
“你觉得周可成一定能赢？”戚继光问道：“可现在大部分州县都在朝廷手中呀？”
“那又如何？”唐顺之笑道：“南塘你还不明白吗？朝廷有再多州县又有什么用？你能够从那些州县得到多少粮饷？多少兵源？多少甲仗？归根结底还不是要看朝廷能拿出来的钱粮来？朝廷的钱粮重地就在江南，打个一两年还好，要是打个三五年你觉得朝廷能顶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