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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濒死的时候,反应总是出奇的一致。当刀尖的锋芒闪烁在你的鼻尖啦,或是被人用绳子勒紧脖子啦,这些猝不及防的恐怖事件,会让你的大脑陷入无限的空白,而心脏却砰砰直跳,像只活泼的兔子,即将要破膛而出啦。

无论你再怎么嘴硬,若是在一个平和美丽的下午或是晚上,看到索命的陌生人亡灵般地站在你的家中,背后是唯一出口的大门时,都会像被手电筒打亮的蟋蟀一样动弹不得。

我杀了12个人,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动弹不得,而后嘴里呼呼喘着气,颤动的小舌头却发不出声来。等到音带从紧绷到极致的状态稍微松弛,又成了一个柔软的乐器时,我已经干净利落地把他们干掉啦。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但是杨坤成了制度,哪有先审问再治疗的。我们配合你们警察办案,你也得配合我们医务人员的工作吧。”就这样把我推走了。

我眨着酸胀的眼睛,双手垂在大腿上,看着眼前的景物变换,从病房的门,出来是白墙,转弯,到了医院过道。原本的安静不见了,这里人影交叠闪过,到处都急匆匆、乱糟糟的。

在轮椅逐渐远离的时候,我听到老刑警和杨坤说,希望借用他一点时间,了解一下情况。

杨坤推脱着拒绝了他,说民警同志已经记录过了,他还有事,剩下的事情几位警察可以互相确认一下。

我数次从不同的检查室里进进出出。医生动我的腿,动我的胳膊,套着塑胶手套的手把我捏捏揉揉。疼了我就啊啊地叫,不疼我就独自发呆。然后是影像学检查,医生让我躺下,我就乖乖地躺下,等上几秒,机器轰得开始工作,说好了没问题了,我就自己坐起来,再滑回到轮椅上。

思绪从我的身体里钻进钻出,有时被疼痛打断,我不得不回过神来,但很快地,又觉得自己与眼前这洁白的、齐整的世界格格不入,看什么都像是透过了一层迷雾,视觉变得不真实,触感也生分了起来。我真成了活着的幽灵一般,他人的一举一动,都会惊吓到我。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甚至想要再回到地下室的黑房子里去,至少那里已经呆惯了,不像眼前的一切那么陌生。

医院处处传来消毒水的气味,那股子令人牙齿发酸,贪婪地嗅个不停的味道。这股气味让我想到了小时候,我和君君都还在兴姚农村的时候。我们沿着长长的荒地往前走,左边是长满野草的草地,右边是人工挖建的河槽,里面养着河鱼的鱼苗。日光洒在河面上,仅照亮了远方的一处水面,那里白白的亮着,闪着粼粼的光。其余的河水都是墨绿色,有黑色的庞大鱼影在其中跃动,四周围着一米高的网。

我用脚踢路边的石头,看能运送到多远的地方。如果它能跟我到家,那我就把它擦干净,收藏起来。如果不行,也就算了。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么些无聊的东西,事实上我也没有别的消遣可做。

突然君君开口跟我说:“待会儿绕个路,陪我去卫生所走一趟。”

我问他:“咋了,身体不舒服?”

君君低着头,他有时会露出有许多心事的模样。

“去找医生开点安眠药。”

“开那玩意干啥?睡不好?”

君君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道:“不是。多去几次,攒着,以后自杀的时候用。”

他这话可把我吓坏了,我连忙去拽他的手臂,缺乏创意地劝他:“别呀,诶呀,你别这样。”

我拽着他,急切地看他的表情。他看我着急,好像有点欣喜,总之那些神秘的心事消失了。

“你紧张啥,我开玩笑的。”

“切,哪有拿自杀开玩笑的。”我松开了他。

“我妈就老这么说,没见她啥时候真的死。”

危机解除。但这自杀啊死啊的话题让我很不舒服,身上像是趴了臭虫,急切地想要甩开:“就你爸那样,真够你妈受的。你要是不想在家呆,咱们俩就出去打工呗。”

“出去打工,说的容易。去哪儿?”

我想了想,附近有什么还像样的地方。不过,既然要走,那不如走得远远的。

“泸阳怎么样?我听人说那边发展不错。”

君君焦急了起来:“啊?那么远?我们去了干什么啊?”

“去了再看呗,在这里光是说有什么用。”我变得不耐烦。

我们接着往前走,泛着白光的水面被停留在了身后。

“你真带我去啊?”君君小声地问我。

我不敢做出承诺,也多少觉得烦:“什么我带你去,是咱俩一块儿去。你也是个大人了,怎么老想着谁带你这种好事。”

“噢。”他被我训斥之后,变得很沮丧,又低头不语了。

和君君说话,有时候我会觉得很烦躁。他性格有点黏糊,当他抓到你,就总往你的身边靠。偏偏我最烦有人缠着我,也看不起他像个狗皮膏药。

我继续踢着石头走路,君君在我前面走着。路过一处凸起,石头滴溜溜滚到了河边。我愤恨它命不好,不能跟我回家,只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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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颗再来试试喽。

正在我心烦的时候,君君又黏黏糊糊地开口了:“我今晚能不能睡你家啊?”

我立刻质问他:“你自己有家不回,老上我家干什么?”

“今天我爸他们哥几个聚会。喝多了就要闹事,我怕他们收拾我。”

我想了想他家的情况,的确是有事没事会揍他一顿,一群神经病。但我又在犹豫,帮了他这次,下次他会不会还要找上我。

“我就住一晚上,帮你写作业,好不好?你要是想,我还能给你操。”

“说什么呢你。”我急忙打断他,鬼鬼祟祟地四处张望,生怕有人把他的话听见了。好在周围只有风声,并没有人。

“行不行嘛?嗯?”他不依不饶地问我。我只好发着火回答他:“行行行,行了吧,追着问的,烦不烦。”

耳边的机器还在轰轰地运作着,透光的荧屏上,医生挂起了五六张x射线图,给我讲解说这里位移,那里成角,还有的地方不是骨头出问题,是内脏破了,局部出现肿胀。

还是我醒来时看到的医生。她留短发,烫着卷,年纪大约有五十上下,此刻给我讲解治疗方案,对我说住院这几天一定要注意休息,肋骨自己长长就能好。注意饮食清淡,别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另外性病方面,不要太担心,现在发现得早,还是一期,不严重。听医生的话,按时注射青霉素,还是有根治的希望。另外私生活方面别人都帮不到,要自己多注意,必须使用安全套,避免不安全性行为。

我问她:“我是一期,那一共几期啊?”

“总共是三期。每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一期都是皮肤粘膜上的症状,大多数都没感觉,普通人很少留意的。到了二期三期就严重多了,对骨关节、神经方面都有损害。这个病传染性强,以后你跟家人一起生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衣服、洗漱物品要单独放,洗澡的毛巾不要混着用,有条件的话最好分开使用卫生间马桶。”

我没有家人,不担心给人传染。我在心中默默念道,但没有说出口,我怕她可怜我。

“神经?神经损伤是说胡话那种吗?”

医生对我的询问露出吃惊的神色,好像在惊诧我还懂这些。

“一些人是有这样的症状的。像是焦虑、紧张等等的情绪反应,严重的会出现精神问题。像是说胡话,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听到别人听不见的声音,老觉得有人要害他之类的情况,临床上都是有的。一般到了这个阶段就比较棘手了,并发症不好治,所以你可要抓紧机会,好好治疗。我们院的精神科就有几个病人,在精神科治疗了几年不见好转,一检查才发现是神经性梅毒。”

呵,我冷笑出声。应该就是杨坤了,我的病应该就是从他身上得的。整天嚷嚷着有人要杀他,搞得我也鸡犬不宁。

见我不合时宜的冷笑,医生叹了口气,对我说:“你没病就不要装作精神病了。好好配合治疗,别一天天吊儿郎当的。你还年轻,等出院了还有大好前程呢。出去之后就不要再惹是生非了,多干点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

第二天中午,老刑警和小警察又来了。

最近天已经完全热了起来,我在病床上能看到骄阳如日中天,天空蔚蓝着湛亮。他们穿着便装,上衣是系扣的白色化纤短袖,裤子穿的是黑色西装,脚上的皮鞋有几道很深的裂纹。这套装扮在这个天气里算得上是热得恼火。

老刑警给我提了点水果,塑料袋装的硬桃。他把水果放在枕头边的床头柜上,又把胳膊下夹着的公文包一并放到了上面,然后拉了两把椅子,给自己和跟班坐下。

他们今天看起来随意多了,心思甚至不在我的身上,而是飘忽不定的,悬浮着一种解脱和喜悦的情绪。我说不上来,但也许是我想多了也说不定。

他刚一坐下,就又摆出那副专注和严厉的表情。小跟班已经掏出本子,翻了几页准备开始记录了。

依然是老刑警先开口:“都是老熟人,见了好几回,那这次就不互相介绍了。”

“行。你们问吧。”我躺在病床上,左腿被绑得高高的,挂在床边的铁架上。右胳膊蜷在身前,像是鸡翅膀。身上还有青青紫紫的好几处伤口,被晾在外面不管了。在这幅情境下,我只能摆出任人宰割的模样。

老刑警调整坐姿,开始了问话:“3月11号的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这问题已经问过了一遍。“我在阿波罗,值夜班。从晚上九点到早上五点。”

“有人能证明吗?”

“当天晚上在阿波罗上班的人都能证明。出勤表、监控,上面都有我呢。”

“你确定?”老刑警挑衅般地问我。

跟我玩心理战,简直可笑。我做出疲惫的模样,开口重申道:“我确定。”

“4月23号下午。在我们去到你家里,对你进行情况了解之后,你去到了哪里?”

他说的是我去杀四爷的那天。

“我去了阿波罗。”

“你去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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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做什么?”老刑警直勾勾地盯着我,不放过我任何一个表情。

“我去上夜班。”按理来说那天不是我出勤,表格上应该没有我的名字。但我只能这么回答了,按照练习好的那样。

“你几点出发,几点到的阿波罗?”

“大概是下午六点半出发的吧,七点钟就到阿波罗了。”

“七点,离你的上班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哦。”

我抢答道:“对,早点儿去,在领导面前多表现表现。”

“然后呢?”恐怕接下来才是重点。

“然后,不知道怎么跟人起了矛盾,就打起来了。”

“和什么人打起来?”

马黄和小梁。但我知道不能这么说。要是警方已经逮捕了马黄和小梁,凭那两个软脚虾,我的事早就被抖落出来了,还需要在这里接着问?

“不认识,脸也没太看清楚,只记得是几个男的。”

“几个人你还记得吗?”

“三个,或者四个?他们几个人揍我一个,我光挨揍了,根本没心思数数。”

“他们打你一个服务员,那么多围观群众,没人帮你?”

“我当时还没换上工作服,没人知道我是服务员。再说了,场子也乱,音乐声特别响,群魔乱舞的,根本注意不到我这儿。”

老刑警从上衣的口袋中掏出眼镜,戴到鼻梁上,拿过小跟班的记录本,往前翻了几页,不知在看些什么东西。莫不是马黄和小梁已经被抓到了,还是四爷那个混蛋告发了我。我心里焦急得不行,却还要摆出一副扑克脸。他读完之后合上了记录本,把眼镜放回口袋里,重又看着我,用那双浑浊但炯炯有神的棕色眼球。

“他们把你打了一顿,然后呢?”

“然后我被那几个混球关到地下室去了。”

“被关了几天?”

“大概一周。”小跟班在这里像是做了重点标注。

“有人给你送饭送水吗?”

关于地下室的回忆让我浑身发抖,这些痛苦的反应当然逃不过老刑警的眼睛。

“没人送水,也没人给饭。那地方阴恻恻的,一股臭味。我全靠舔墙上的水雾活到了现在,真他妈够恶心的。”

听了我的描述,老刑警不为所动,接着问我:“那你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情况?”

地下室咚咚咚的舞步声又回到了我的脑袋,我仿佛再一次的置身其中。

“开始两天还有音乐声,有人跳舞,后来,就彻底安静了,人像是走光了一样,一点儿人声也没有。”只有我和那间谜团般黑暗的屋子,这世上的一切都像是不存在了。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问到这里,老刑警像是有点得意。

“为什么?”

“王四,你们阿波罗的老板,江湖人叫四爷的那个,已经死了。尸体昨天刚被发现,经过验尸判断,死亡时间是4月24号,和你的受伤时间重叠。如果警方能证明你在地下室被虐待的经历属实,那么在这件案子上,你就不存在杀人的嫌疑。你啊,应该很快就能在新闻报纸上见到他了。”

“四爷死了?”我很震惊。“怎么死的?”

老刑警紧咬不放:“你觉得他是怎么死的?是被谁杀的?你觉得谁最有嫌疑?”

我陷入了回忆的沉思。杨坤。被杨坤枪杀的。那天晚上杨坤用棍子差点敲死我,得到了四爷的信任。第二天,他就抓住了机会,趁着独处的时候把四爷干掉了。

“不知道。四爷这样的大老板,我平常见都见不到,他跟谁有仇我要怎么了解。”

后面的小跟班已经停笔了,他做出要写的样子,但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记下一个字了。不过,我也知道。笔记只是做个样子,真的记录都是靠藏着的录音笔的。

“嗯。”老刑警对我的回答像是很满意。“昨天我问你的,你还记得吗?”

我或许是松懈了,或许是不愿再装傻,总之当下我的判断是聪明一点,他还有的是话要说呢:“你说沾血的衣服那回事?检验结果出来了吗?”

老刑警点了点头,又跟我玩起了猜谜游戏:“第三个人你猜是谁?”

不是我。那就是杨坤。再或者,难道是四爷?

“不知道。这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别急着撇清关系,你发挥一点想象力。”

我被诱惑了,期盼着快点得到答案,吞吞吐吐地说:“难不成,是四爷?”

他哼地笑了一声:“还真被你说中了,就是四爷。”

我眼里兴奋的光一闪而逝,结束了,这次真的结束了。杨坤这家伙,犯着病还这么顶用,办事真他妈的可靠。

“你很高兴?”老刑警轻松地问我,像是聊家常一般,就好像他不是刑警,我也不是被他审问的嫌疑犯。

“四爷这人的传闻,我多少听说过一点儿,他死了,多多少少也算是造福社会了。”

“我是问头发不是你的,你很高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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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愣了一下,支支吾吾:“当然,当然高兴了。本来就不是我干的,能证明这点不该高兴吗?”

“不是你干的你怕什么?”老刑警问我,但他显然不打算在该不该高兴这件事上纠缠下去,只是继续注视着我,盯得我浑身发毛。

他在用眼神告诉我:“这次被你逃掉了,但你要小心着,这件事情还没结束呢。”

“近日,泸阳市警方向媒体通报,该市内长期被黑社会邪恶势力笼罩的阴霾终见曙光。据警方透露,本地最大黑社会犯罪团伙的首领王四,已于本月24日被确认死亡。初步调查显示,王四的死亡与黑社会内部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其遭遇致命枪击。在扫除犯罪团伙的行动中,警方正密切追缉团伙的核心成员马黄和梁辉等人,力求将罪犯绳之以法。

泸阳市警方强调,将持续加大打击黑社会犯罪的力度,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全市警力已经全面部署,确保不留任何遗漏,彰显法治的威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我拄着拐杖,人高马大地站在咨询台的前头,蹭着墙壁上挂着的有线电视机看。和我一样在病院里遛弯的还有几个老头,他们正一个个乖乖地坐在椅子上,左左右右地伸着脑袋,对我大声地斥骂道:“你把电视都挡完了,还让不让别人看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素质这么差。电视又不是你家的,不是只给你一个人看的!”

看起来,他们还没搞清楚我的凶恶,还不知道我以前是怎么收拾自家隔壁的老头老太,让他们连响屁都不敢放的。但眼下我要做个好人,要随时准备着接受警察的盘问。我只能一蹦一跳地闪到一边去,跟他们低声下气地道歉:“不好意思啊,各位活不长的老爷爷奶奶。我这人没眼色,耽误了您老不死的们看电视,大家见怪,见怪。”

电视机屏幕大概只有我的两个巴掌大。四爷那张癞蛤蟆脸被挂在屏幕的右下方,在照片里他戴着墨镜,侧身向摄像头瞟来,看着十足的黑社会大佬派头。和他的照片并列着的是马黄和小梁的证件照,都是红底的。二人留着寸头,憨里憨气,但三角眼中暴露凶光。老实讲,从面相上看确实都不像好人。

咨询台的护士反复地抬头偷看我,我以为她暗生情愫,对满脸刀疤的我含情脉脉呢,直到她小声地开口问我:“这几个人你认识吗?”

“啥?”

“我们听说你以前是在阿波罗歌舞厅上班的,那里不是四爷的场子吗?电视上这几个人,你认不认识呀?”另一个小护士也凑了上来,她们两个靠在一起,好奇地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不说两句不行:“我就一当服务员的,还能认识四爷啊。不过,旁边那两个,我倒是见过……”

“哇哦。”二人发出了小小的惊呼,互相激动地对视一眼。

“但也就只是见过。人家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还配和他们几个说话。”他们是内场保镖,我是四爷专属的杀手。

“太吓人了,还好你跟他们不认识哦,要不然不得了啦,听说现在警察每天在阿波罗门口巡逻。”两个护士又交头接耳起来,她们讲话速度极快,露出兴奋又庆幸的模样。这大概才是普通人看新闻联播的反应,毕竟阿波罗里发生的坏事,四爷是生还是死,都离他们的生活相去甚远。

住院三周来,总共来了四波刑警,全是冲我来的,还换了几个人轮流地进行审问。当然见的最多的还是老刑警和小跟班的组合,他们的风格是师傅讲话徒弟记录。这之后来的两对采用的都是红白脸战术,一个和风细雨地问我问题,另一个嗖嗖地释放冷箭。老实说,朋友们,我在医院里躺在病床上,每天没完没了地输液,全身的骨肉细胞都像被换过了一次一样。包括我的大脑,我珍贵的记忆神经,也已经大变一场。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阳光开朗的小伙子了。我的鼻子上挂了十公分长的裂伤,上面粗粗地缝着针脚。医生以为我没钱付手术费,只随心所欲地对我缝缝补补,针脚粗得令人不敢置信。我看着像个破烂的洋娃娃,还是百家布拼凑成的那一种。每天起床,当我面对镜子刷牙的时候,我都会恍惚镜子里丫的是谁。

他比我衰老多了,眉毛眼睛向下耷拉着,看谁都像在求救,一股被摧残狠了的模样。这些天在病床上,我实在是无事可干,只能反反复复地缝补我的记忆,东拉西扯一些不存在的事实出来。时间久了,我竟然也分不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朋友们,我已经完全相信了那个被我不断重述的故事:我是张天龙,在阿波罗上班的,干了四年,稀里糊涂挨了顿打,被惨无人道地关在地下室里头,然后命好,被救出来啦!谁救的?我不认识。四爷死了!肖东是谁?我什么都不知道哇。

在那群警察老帽儿里头,最厉害的还是老刑警。他不知怎得找见了原先阿波罗门口当差的门卫小弟。那小子一身肌肉,但是个胆小鬼,警察一来就什么都敢往外吐。据他所说,我在阿波罗里头是有地位的,人人见了都叫我龙哥,而且鄙人和马黄关系不错。老刑警拿这些话来问我的时候,我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恢复了精神派头,脑袋瓜也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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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

我张大了嘴,能吞下一颗大鸭蛋:“胡说的吧。马黄我是见过,但关系不错完全谈不上,一共就没说过几次话。人家是谁,我是谁啊。”

老刑警还是那副冷笑的,一脸不信的模样,我怀疑这是他的日常表情,他面无表情的时候就长这副鬼样,而不是针对我的。毕竟他实在是拿不到我的什么把柄,去我家里搜了几次,全是内裤袜子一类的破烂,别的什么也找不到。也是,我那把心爱的寡妇刀被杨坤拿走了,连带着他原有的那把锃亮的格洛克手枪,他们一同从我的身边消失不见了。

不过我倒是觉得,他还有好些招式没有使出来呢。那个狡猾的老狐狸,每天就算计着怎么把好小子我关到牢房里,真是个禽兽。但是我张天龙也不是吃素的,我也每天都在盘算着他会怎么对付我。

住院的这段日子里,我除了编瞎话,看新闻,被老头欺负,叫护士拿针捅之外,就是在犹豫要不要和杨坤打个电话。我早向医生讨要了杨坤留下的电话号码。几经辗转,日思夜想,终于下定决心要联系他一回,道个谢嘛。

公共电话的听筒里,无人接听的声音来回响了两遍,接着就是嘟嘟嘟嘟的断线声。我把听筒扣回了座机上,发出契合的响动,这响动声连结着我的大脑装置,我整个人的记忆也因此被重启了。从此我练习的人工回忆里,杨坤的身影渐渐地被抹去。他成了我横倒在马路上偶遇的好人,成了送我来医院的大善人,再不是赵老板派来的间谍,或是讨好四爷的小妞。

我最后一次被老刑警审问的时候,是在出院以后了。那次被安排在了老刑警的主场,他把我叫到了警局里头。我把电瓶车停在了路边,和门卫说明了来意,登记了我的姓名,昂首挺胸地走了进去。一路上,穿着警服的家伙们在我眼前走来走去,还有几个抓着犯人,把他们押到墙角蹲下,“安静点”“信不信我给你几棍子”的喝令叫个没完。我止不住好奇心地凑上去打量,心脏突突直跳,这些人长得都和马黄挺像的。

“3月11号你干了什么,嗯?”这话老刑警已经问了八百遍了,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回答,越来越不明白他的意图。但这老东西,真有两下子。我越是重复那套谎言,越是把那些精心编撰的情节说出口,心里就越是堵得慌,越想跪到地上,和假马黄他们哥几个凑在一块儿,嚎啕大哭:“你们干脆把我抓走吧!都是我干的,行了吧!”

但我终究没有这样做。我知道再过一会儿,我就要收获永远的自由了。

就在他审问我的时候,不断有犯人从门外经过。他们有的垂头丧气,一副已经认命了的模样。更多的是不服,大喊着:“怎么抓我不抓他!有本事要抓一块儿抓。”听得我浑身冒冷汗。

“马黄,梁辉,这些人你认识吗?”老刑警把他们的照片摆到我的面前。

我像一个弱智一样用手指指点点:“认识,鼻子大的这个是马黄,脸瘦的这个是梁辉。”

“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普通同事。马黄和梁辉是四爷的人,我就一普通打工的,我们分工不一样。”

我和老刑警,还有小跟班三个人坐在关着门的房间里。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彻底沦落为可怜兮兮、颤抖不止的普通人了。他们每问我一句话,我就紧张地牙齿打颤,哆哆嗦嗦地回答。小跟班看我可怜,想给我接杯水,被老刑警拦住了,大概是嫌我有病。

“对了,”老刑警说,“赵德昌,这人你认识吗?”

香港老板?我脑海里一下浮现出他模糊的形象,身形大概和四爷差不多,但长相总归是能好看一点,不管怎么说,比四爷还丑可不是件容易事。我还真没见过他呢。

“赵德昌,那是谁?”我反问道。

“一个做生意的老板,据说与王四有些瓜葛。”

我苦笑着回应:“他们老板之间的事情,我怎么可能知道。”

老刑警继续逼问:“你不好奇我为什么提及此人?”

这老东西总是这样出其不意地考验我。我只好颤颤巍巍地回答:“就算好奇,我也不敢多问。万一问错了什么,你又怀疑我怎么办?”

老刑警嘿嘿一笑,便不再追问此事。旁边的小跟班显得焦虑不安,似乎有话要说,却被老刑警无情地打断,他从文件夹中抽出几张纸,平铺在我面前。

“这件衣服,你见过吗?”

是肖东死的那天,我从他家里偷出来的衣服。

我摇了摇头:“没见过。”

“看清楚点,真没见过,假没见过?”小跟班逼问我的同时,老刑警把照片收了回去。

我坚定地摇头:“真没见过。”

老刑警开始沙沙地整理资料,对我说:“这杀人犯倒也挺有品位,挑了这么件外套,血溅上去了也不显。”

拿黑白照片给我下套!我点了点头:“看上去是啊。不过你刚给我看的照片是黑白的,本身也看不出是个什么颜色。”

刚说完,老刑警就抬眼看了看我,我也用那副浑然天成的求饶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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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敬他。他终于抛下了最后的陷阱,被我稳稳地接住。至此能够证明我罪名的东西都不存在,或者说,他们都还没找到。

在我准备离开之前,老刑警好心地揭开了谜底:“赵德昌,三天前被人发现死在自家的别墅了。你猜他是怎么死的?”

猜猜猜,又是让我猜,有心情跟我打谜语,不如狠下心来往我的眼珠子里倒辣椒油,直到我哇哇大哭着把实话说出来。

但我还是彬彬有礼地回答:“我不知道,老sir。难道说他和王四一样,都是让人用枪给干掉了?”

他饶有兴趣、胜券在握地看着我,又玩起了文字游戏:“你为什么这么猜?你有什么把握?”

这时我已经站起身来,急切地想要出去透气,不愿再和他玩这些幼稚的把戏了。

“猜的,都是猜的,这还要什么依据啊。脑袋一拍,答案就跑了出来。你大费周折,为什么全要怀疑到我的头上去。你们一个个的,净找我的麻烦,我可真是没什么话可说的了。”

说完我就怒气冲冲地往外走,心烦意乱又气喘吁吁。当我推开门的那一刻,老刑警又阴魂不散地说:“衣服是紫色的。我刚给你看的照片,不是黑白的,是彩色的。”

我顿时浑身寒毛竖立,咯吱咯吱地转过身去看他,僵硬得像是许久未上发条。老刑警站了起来,比我高出一点,我的视线跟随着他的走动,来到了近到咫尺的距离。

他从上俯视着我,我的脑子已经一片空白了,不知该说些什么是好。我看错了,是紫色的。不对,他可能在诈我,照片的确是黑白的。我没仔细看,看走眼了。但是明显不同的颜色,怎么可能看错,分明是我提前想好了他的花招,在这里现成地套公式。

“紫色?我怎么看成了黑白?呵呵,说不清楚,说不清楚。”我尴尬地笑着,局促不安。

老刑警替我打开了门,一瞬间新鲜的空气涌入,明亮的光又回来了。

他在我的鼻尖挥舞着指头,恶狠狠地说:“听好了,如果你还有点头脑,就该明白你早就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了。管他什么黑不黑,白不白。肖东、王四、赵德昌这些案子,你绝对涉足其中。今天我可能没法抓到你,明天也可能还是抓不到,但是五年后、十年后,只要出现一点线索,一旦掌握到证据,我第一个就去找你。这点你最好牢记在心。出去吧,现在你出去看看。我也期待着呢,想知道你在外面还能胡闹多久。”

我晃晃悠悠地走出审讯室,脸色苍白,脑袋里黑白照片和彩色照片在打着架,给它们喝彩的是老刑警最后的警告。警局的座椅上,还有不认命的犯人在号叫:“不是我,不是我,你们抓错人了。是xxx那个王八蛋!”当他大喊xxx的时候,我分明听到了我的名字。但警察却无动于衷,只是抽出警棍,邦邦邦地抽在他的身上,踢打个不停。另一边的办公桌上,有警察打开桌灯,安安静静地翻起了书页。我走在二者之间的过道上,戴了手铐的犯人被扭送着横冲直撞,撞到了我的身上,我赶忙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又过了一会儿,我终于走到了警局外面。天还是一片蔚蓝,但远处的乌云已经冒头了,厚重的形状异常清晰。再过不久,这晴朗的天上就会下起雨来,不过,再大的雨也总会有停的时候。

警局的外面,马黄和小梁的证件照被大大地贴着,写着悬赏缉拿四个字。我呆呆地看着他们,这副寸头的模样,还真是陌生极了。等他们被抓住了,想必下一个就是我了吧。再或者是杨坤,那个杀千刀的,给我身上染了脏病,虽说是我强奸的他。寡妇刀、手枪,都在他的身上,单凭这两个东西,我的命就一辈子被他拿捏在手心里。

我摇摇晃晃地沿着楼梯走下去,打算回家,回到我那个脏破小的屋子里去。那是我唯一的容身之地了。正当我失魂落魄的时候,身后一个女声传来:“张天龙,是小龙不?”

我迟钝地回过头,是个胖乎乎的中年女人,我半天看不懂她是谁,直到她开口说话:“是我,小铃铛啊。”然后她羞赧地扯了扯衣服,不好意思地笑了:“嘿嘿,我现在穿得不时髦,也没以前那么苗条了。难怪你认不出来。”她用手指挽起耳边的头发,我才注意到她的左耳少了大半个耳朵,只剩一小个肉球挂在颊边。

这三年来,我每个月都向泸阳市地方监狱提交申请,希望能跟君君现场会见一次。监狱那边一直拒绝,他们在电话里说,现场会见有严格的流程标准,只限亲属。做朋友的实在想念,可以写信,打亲情电话,监狱工作人员都会配合和保障这些联络方式的。

他们所说的亲情电话每个月只有一次,每次只有五分钟。我觉得不满足,依然坚持以稳定的频率提交申请,说我们是胜似亲兄弟的感情,还请宽容则个。这些死皮赖脸的信件,最开始还能在监狱那边博取同情,换来几通电话和回执信。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就成了没用的纸片,彻底地石沉大海了,再没人愿意搭理我。只是我不认输,仍然每个月坚持寄出手写信。

好在君君还挺挂念我,每个月我都能收到他的亲情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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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通五分钟的电话,可是他和外界唯一的联系了。

声音透过听筒,总有几分失真。他的声音清澈、陌生了不少,沙哑得像个青少年。

从电话里,君君跟我说再过两年,他就能选职业技能培训,这东西只能快刑满释放的人才能学。他打算学化妆,听着就特别有意思,等出来了看能不能去商场当柜姐,不对,当柜哥。他说他在监狱里认识的一哥们儿之前就是干这个的,都干到店铺经理了。

我专心地听他讲话,脸上挂着朴实的傻笑,嘿嘿,真是幸福,我自己都有点受不了。眼前闪过他给人化妆的幻景,觉得这工作再适合他不过。

他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我说还不错,还继续在迎宾楼里干着。我跟那边的大堂经理关系很铁,大家原本就是老乡,互相都帮衬着。最近我长了点野心,打算跟领导商量商量,看能不能从客房部换到公关部。我觉得自己挺能言善辩的,应该能干好这个活儿。

君君鼓励我:“我也觉得你行,别老干客房了,给人刷马桶多累啊。”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不稳固的电流让他和我的距离时远时近。

“欸,对了,小铃铛怎么样了?你俩还一块儿住呢吗?”君君突然想起来似的,连忙问我。

我不想让他吃醋,也不想让他担心,斟酌着用词回答他:“小铃铛啊,她这不是也在迎宾楼里干前台呢吗。我俩为了省钱才住一块儿,也方便互相照顾。不过她最近挺嫌弃我的。”

“她嫌弃你?为什么啊?”

“还不是因为我有那个病吗,人家跟我把界限划得可清了,厕所都让我在酒店上完才能回去,不让我用家里的。我看过不了几个月,她就攒够钱要搬走了。”

“人家担心也是有道理的,谁让你自己不爱惜身体。说真的,我都嫌你,你没传染给我算我命好。”

我觉得他在私生活放荡这一点上不太有资格批评我,但多少还是心虚,只能把反驳从嗓子眼里压了回去。

“哦对了,”君君说,“你寄来的信,我们监狱长看了很感动的。他说你很有毅力,再过两个月吧,等到年底,应该会给咱俩安排一次对面的探监。”

“真的啊?”我高兴极了,当真是早不报任何期望,只是较劲儿般地继续坚持着写申请。“他真同意了?”

君君咯咯地笑:“是啊,想不到你还挺厉害的,算你有本事。”他停顿了一会儿,像是有话不好意思说。

我问他:“怎么了?有话说吧,别担心。”接下来的话很难说出口,但我还是屏着气,尽量自然地主动开口:“怎么了啊?是不是你在里头有别的人了?”

君君又咯咯笑了:“你别造谣啊,什么别人这人的,我们里头不讲究这个。是别的事儿,说出来真傻,不过我这几天因为担心这个都睡不好觉了。我怕你见了我,会失望,会觉得我不好看。”

我松了一口气:“就这事儿啊。怎么不好看了,你能难看到哪去?都见了这么多年了。”

君君吞吞吐吐,是真不好说出口:“我这,头发剪得特别短,所以显得这张脸,它的轮廓不够流畅,没以前花美男头那么漂亮了。另外,就是这个,别的方面,像是皮肤也没以前那么好了,里头东西用得很糙的,我身上干得掉皮,简直了。还有的话,就是我的牙齿掉了几颗,我一张嘴说话你就能看见,特别难看。”

“你牙齿怎么掉了?”我着急地问他,“跟人打架了?”

他痛快地叹了口气:“唉,刚进来的时候被人教训了。这里头就这个样子,旧的欺负新的,壮的欺负老实的。但现在都好了,再没人找我麻烦,你别操心这个,咱们到时候高高兴兴地见面,你看成吗?”

我气愤地咬紧了牙关。等我去了,要把你们这些欺负人的都杀了。这个想法从我的脑子里冒了出来,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已经好久没想到“杀”和“死”这些字眼了。

我咽了咽口水,强装镇静地说:“好,我相信你能处理得好。你想让我给你带点什么?多贵都行,我买给你。”

君君惊喜地欢呼一声,他听上去确实挺开朗的。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像我一样,装作自己过得很好。

“我还不知道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这不是没人来看过我吗。等会儿我去问问,下个月的时候告诉你。如果能行的话,诶呀我想让你带的东西可太多了。薯片,零食,还有商场卖的化妆水,我都想要。”

“行,明白,都没问题。只要你告诉我,我就能给你搞来,什么东西都行。”我说。君君因为我的话又是一阵咯咯地笑。

他还没笑完,电话就被强制性掐断了。时间到了,亲情电话就会自动断线。我恋恋不舍地把电话放回听筒里,看了看时间,下午一点,该去迎宾楼给爷们娘们打扫厕所去喽。我走出卧室,客厅里小铃铛给我留了饭。她上午就提前出发了,去城区里头学英语,说是为以后考导游证做准备。

哦对了,朋友们,小铃铛的耳朵,你们也许在好奇这个。这也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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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就是这么个脑瓜子灵光的人。她说香港老板在知道她和君君的奸情之后,就痛痛快快地跟她离了婚,把她赶出门了。不过这倒也好,两个月后,香港老板可就死在自家别墅里头了,真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刚被赶出去的小铃铛还放不下作为贵妇的身段,出门带着玉手镯和金耳环,金光闪闪地在破马路上每天走着。然后就被飞车党们抢劫啦。摩托车唰地快速开过,抢劫的那个恐怕是个近视眼,手没抓稳,捏的不是耳环,而是她珠圆玉润的大耳垂,就这么生生地把耳朵拽掉了。没了左耳朵,她像是再没了运势。做生意越来越不顺,不出半年,就亏光了家底,月租都交不上了。这便是事情的全貌。

小铃铛早做好了菜,放在餐桌上,拿盘子一个个倒扣着。我把碗掀开,发现只是些简单的炒鸡蛋,拌黄瓜什么的,真叫人失望。但也不错啦,好歹有人做饭给我吃!端着饭碗,我走到电视机前,打开了按钮,看看这个世上又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正在发生。

一开电视,不得了啦,映出了张熟悉得不能再熟的脸。老刑警,现在已经是刑警大队副队长了。他在电视里仍是一副严厉的神情,谁也不信的样子。他说:“作为队伍的领导,我誓言将带领我们的刑警团队坚定不移地扞卫法治,严厉打击犯罪,让犯罪者无处遁形,正义无所畏惧。”

他明明是对着镜头说,但我总觉得他在看着我。我机械地扒着饭,冷冰冰地注视着他,仿佛在看一具尸体。真相又是什么,正义又是什么,这一切哪里是由他评判的。

新闻里已经在放映别的镜头了,我却还在盯着闪过的画面,寻找老刑警的影子,想要借此来判断,他是不是真的能盯住我,是不是真的要对我这么死咬着不放。

正当我走火入魔的时候,门铃响了。我走到餐桌旁,放下碗筷,大声询问:“谁啊?”门外无人回应。

我再次询问:“谁啊?”然后小声嘀咕着:“哪有人敲门不说话的。”做出一副普通人的模样来。实际上我忐忑极了,踮着脚尖走到厨房,缓缓抽出了一把刀。

我将刀藏在背后,扣着安全锁,将门打开一个小缝,只侧出小部分身体查看外面的情况。

门外什么人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小的包裹。

我将刀别在腰后,打开安全锁,弯腰拿起包裹。上面既没有快递单,也没有别的标志。我走出几步,细细地查看着来人的踪迹。楼道空无一人,也没有急行的脚步声。至于楼下,有饭后消食的,有打拳遛弯的,和平常没什么不同。小区院子里落叶纷飞,枯黄的树叶积累在路面上,被行人沙沙踩碎。

回到屋中,我打开包裹,硬壳纸箱里静静地躺着我的刀,那把我用得很是顺手的寡妇刀。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是由电脑打印出来的一串住址。署名画了个笑脸,写着xd。

xd,肖东,是杨坤来联系我了。至于住址,是市内的一处高档公寓,门牌号都被写清楚了。我猜是老刑警住的地方,他不仅在和我死磕,恐怕也已经摸到杨坤的行动了。

我握着刀,将它轻轻拔出鞘,刀锋依然闪亮。然后我把它别在了裤腰上,简单收拾了碗筷,走出了家门,准备去迎宾楼上班去了。

外面的世界竟还一如往常,一切都如平常那般热闹。说到底,这世上有我没我,全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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