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后唐与天策军想要的都刚好是边境的稳定，同时在需求上李从珂偏向于政治而张迈偏向于经济，可以说双方矛盾极小互补『性』却甚强，因此郑渭与范延光的谈判便可以用一拍即合来行动。
在张迈对于一些礼节『性』的盟约条款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后，商谈就变得更加顺利。由于后蜀的紧『逼』后唐雄武军缩至陇西，双方便约定在狄道地区开辟一个榷场进行边境贸易，狄道的治安则由天策军金城方面统帅与雄武军节度使共同负责，双方边税则由两方面共同议定。
说实在的，范延光这一次来只是在大略上有了决定，细节方面可以有很大的调控空间，反而是天策军方面，对与榷场关税额度、度量衡、出入货物等等商贸细节都做足了准备，所以当张中谋拿出了一份厚达数十页的细则初定稿时，范质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翻看着数十页的初定细则，里头却是密密麻麻的货物以及数字，让范质倒背四书五经他也能够，但让他在短时间内看明白这由数据构成的厚厚文书，他的头可就大了。
这份有张迈参与、由郑渭提纲、由张中谋草拟的通商细则初定稿考虑缜密，而且在立意上至少看起来是对双方都有利的，而且在礼节上又很尊重洛阳方面的大国地位，范质在一时之间几乎寻不出多少可以驳斥的地方，虽然他隐隐感到，如果完全照着这份细则来签订盟约，以后后唐在边境榷场上只怕会陷入被动，可是如果不按照这份细则来，他范质一时之间又拿不出一份更好的盟约协议来。
范延光对这些商贸细节没怎么放在心上，任由张中谋与范质在那里讨价还价，他自己却捉了张迈的手步开几步，道：“张元帅，你既与我主结为兄弟，那么我主希望，我们两家除了在这些小事情上合作之外，在军国大事上，也能做到同富贵，共进退。”
张迈一笑，问道：“怎么个同富贵、共进退法？”
范延光道：“如今中原圣主在位，老百姓本来是能够很快就过上好日子的，只是因为国家有两大外患未定，所以国库钱财十有**都得用于对付外患，我主体恤民情，急盼能够有朝一日放马南山，让数十万将士解甲归田，也算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只是这两大外患一日不解除，我主就算想要减赋为民也很难啊。”
范延光对这次会盟显然也是有做过准备的，他已经清楚张迈对内对外都高举“民本”的大旗，所以在外交辞令上也就以此作为修饰。
张迈道：“那兄长准备怎么办呢？”因两个政权已经订立了兄弟关系，能被张迈称为兄长的，也就是李从珂了。
范延光道：“主上希望元帅能够应承，一旦边境有事，两家必须共同进退——契丹若犯陇右，我军必出卢龙，契丹若犯燕云，则请元帅进军套上。当然，如果契丹斗胆南下侵犯其中一方，则另一方也必须同时出兵，袭扰契丹之后。”
时后唐在东北面设立卢龙节度使，治所所在便在幽州——即今天的北京，至于套上则在河套的北部，即今天的包头、呼和浩特一带。
范质本来正在和张中谋讨价还价，听到“卢龙”、“套上”，眼角忍不住向这边瞥了一下。
张迈道：“结盟兄弟，共抗外虏，这正是张迈所愿，也是天策军上下所愿！”
范延光大喜，又道：“除了契丹之外，巴蜀孟氏也甚是跋扈，孟知祥本来只是我大唐之叛臣，割据巴蜀以后僭称帝位，近来更趁着西北混『乱』侵我州县，若天策军能够进『逼』河、洮，则……”
他还没说完，张迈却已经摇起头来了，说道：“不成，不成。范将军这话，我不想听下去了。我生平最引以为傲的，便是驱逐胡虏、拯救汉民。契丹乃是胡虏外族，我与兄长结盟，外御其侮，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巴蜀孟氏就不同了，他们同样也是华夏同胞，我天策军的横刀面对外侮时义勇无前，但却断断不愿意向内面向自己的同族。更何况蜀国使者也在凉州城内——这事我也不瞒将军——其实孟昶刚刚尊我为兄，他也就是我的弟弟，我虽然尊敬兄长，但也不能厚此薄彼，为了兄长之利而杀弟弟啊。所以对于蜀国，我只能说，如果两家出现矛盾，我愿意居中调停，如果调停失败，我也绝不会贸然相助其中一方，我的态度便是如此，还请范将军向兄长转达我的意思，希望他能谅解我的难处，体会我的想法。”
张迈的这番话，和天宁寺时的咄咄『逼』人完全不同，态度温和甚至谦下，但立场却拿捏得十分坚定。
其实范延光也知道要天策军彻底斩断与后蜀的联系而只与后唐独好，希望不大，今日能够得到张迈面许共同对付契丹，已经保住了他此行的底线，心中甚是欢喜，脸上却道：“蜀国之事，我只好启奏我主，再作定夺。不过契丹之事，却宜早定！”
张迈道：“兄弟结盟，按照古礼，好像要亲遇会猎，如果兄长有此诚意，那么我愿意与他会猎于黄河之畔。”
范延光忙道：“主上坐镇洛阳，岂能轻动？”
张迈笑道：“如果兄长有破胡之志，竟而挥师北上，那么我们会猎于敕勒川或者潢河岸，也是可以的。”
范延光看了张迈一眼，笑道：“元帅对于契丹，倒也热切得很。”
张迈正『色』道：“大唐之天下，判为胡汉，我收复了安西，但安东以及漠南、漠北却还在契丹手里。对于所有沦陷在胡人铁蹄之下的国家故土，我是时时不敢忘怀的。”
当张迈还在与范延光琢磨攻守同盟，当郑渭还在和范质商量通商细节的时候，兰州却早已开始按照新的通商细节在交易了。走私商队进城之后便光明正大地开张做生意，金城市集之上，放着一杆公称，一支公尺，一只公斗。天策政权境内的称、尺、斗都以此为准。
这不是天策府在最近才推出的标准，而是从疏勒时代就已经执行，经过龟兹、高昌而早已被丝路诸国诸族所承认的统一度量衡。
反观中原，在大唐灭亡之后，唐大尺与唐小尺被混杂着使用，骤兴骤灭的中央政权与藩镇割据，要么根本就不注意这回事放任民间自己发展，要么就朝令夕改，未能长久而有力地将之推行下去，因此面对范质的强烈要求，郑渭退步同意在边境榷场同时使用两种度量衡，可是洛阳方面的后续政策，对范质苦心孤诣争取回来的度量之权却显然表现得并不给力，依旧允许境内存在各种杂『色』度量工具，因此民间渐渐地竟以天策度量为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