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三一七 小路</h1>
“你那女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波琳娜情绪有些低落的问。
萧剑扬说：“是个外语系在读大学生，明年就要毕业了……跟你一样，高高的个子，长长的头发，一张鹅蛋脸跟瓷器一样精致，挺文静的，不怎么爱运动……”
波琳娜哦了一声：“那她比我好多了……”
那种沮丧，就算是白痴都听得出来……她虽然相貌不输于任何人，但是性子太极端了，拿起狙击步枪就像一台冰冷的计算机，似乎永远也不会犯任何错误，而脱掉军装就像挣脱了缰绳的野马，根本就拽不住。以中国人那内敛的性格，自然会更加喜欢文静的女孩子，而不是像她这么野的疯丫头。
萧剑扬说：“我跟她从小就认识了。那时候我父亲在湖南当兵，野战军侦察连连长，她父母正好下乡到我父亲所在的部队插队，他父亲更是走关第到我父亲的部队当了兵，成了我父亲的部下，我们都在军属大院里生活，慢慢就认识了。”
波琳娜苦笑：“还青梅竹马呢……对了，你还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父母的事情呢，难得有空，就说说呗。”
萧剑扬说：“我父亲是一名老军人，野战军侦察连连长，我妈妈则是从上海到云南来插队的知青，她插队的农场离我父亲的驻地很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认识了……”
其实那次机会一点都不偶然，还差点就出人命了。
那个年代可没有什么工资，都得靠工分，萧剑扬的妈妈还是个十**岁的学生，身体比较弱，干活哪里干得过别人，吃不饱饭就是必然的了。她饿得受不了了，大半夜偷偷溜出来偷东西吃。那时物资匮乏，大家把三瓜俩枣看得比命还重要，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是要受到非常严厉的处分的，所以她不敢在农场里偷，跑到附近军队开辟的小农场去偷红薯。她的运气也太背了，第一次去偷东西就赶上了萧凯华巡逻————那时他还只是个班长。冷不丁的看到有个人影在红薯地里晃着，他吓了一跳，第一反应就是拔枪，瞄准。不过还好，他的视力相当好，依稀辨认出那是个瘦弱的女子，总算没扣动板机，而是轻手轻脚的摸过去，一下子就把她给逮住了。女孩子吓坏了，跪在地上一个劲的磕头，声泪俱下求他放过自己一次，她保证再也不会来偷东西了。萧凯华心软，没有为难她，刨了两个拳头大的红薯给她拿回去填肚子，叮嘱她不要再在晚上跑到这里来偷东西，这是军事管制区，哨兵发现有人闯入是可以当场开枪射杀的。
然而一个星期之后，在他再一次查夜的时候，又看到了那个女孩子。这次她没有偷红薯，而是坐在田埂上抱着膝盖痛哭，过去一问才知道，她们指导员不是个好东西，昨晚跑到她的房间来要跟她一起睡，她狠狠甩了他一个耳光。这下子就闯大祸了，第二天一大早，那个脸上还带着五个指印的指导员便召集大家开会，把她揪出来痛批，说她在干活的时候偷懒，干的活总是最少的，要惩罚她。那个人渣给她的惩罚就是罚她饿着肚子干了一天活，饿得她差点没有昏倒在工地上。到了夜里，她再也受不了了，又跑了出来，溜进军办农场里。不过这次她的运气比上次还要糟糕，饿着肚子干了一天重活，她已经饿得连红薯垄的土都抠不动了，只能坐在那里哭。
“我……我陪你过夜，你能再给我两个红薯吗？”她哭着问。现在的她只想得到一点能吃的东西，什么都不顾了。
萧凯华没有给她红薯，而是到厨房里搜罗了大半碗剩饭，再加一块萝卜干，端出去看着她狼吞虎咽的吃完，然后把她送回了农场。
第三次见面的时候还是在晚上，那已经是两个月之后的事情了。她头发散乱，浑身是伤，像被猎人追逐的小兽一样朝军营逃过来，后面一大群人在追她。军队被惊动了，出去把人拦住，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两个月来她被安排到橡胶园工作。不用说，这又是那位被她甩了一耳光的指导员干的好事，在农场苦，到山上橡胶更苦，那种苦绝不是一个十**岁的女孩子吃得消的。但这个女孩子出奇的倔强，再苦再累也没有向他低过头。后来橡胶园里一个女知青离奇的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整个县都震动了，上头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而那个人渣指导员第一时间把矛头对准了她，她被抓起来审问，几天几夜都不让睡觉，完全就是往死里逼。幸运的是有人同情她，偷偷把她放了出来，她连夜逃下山，往军营跑，现在她已经不会思考了，只知道那里有个人可能会帮她，逃到军营她还有一线活下去的希望，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这一次萧凯华依然没有让她失望，顶着巨大的压力把她给保护了下来，连长甚至团长找他谈话向他施加压力都没用，他就是铁了心要保护这个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的女孩子。后来事情越闹越大，省委被惊动了，介入调查，折腾了四个多月，总算是把案给破了，还了她一个清白。而她此后一直留在军营里，再也没有离开。
“就这样在一起啦？”波琳娜听得津津有味，“跟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有点相似哦，我爷爷和我奶奶就是在西伯利亚一座共青城里认识的，然后就有了我父亲。”
萧剑扬说：“是的，同样的事情你们苏联人都经历过。”
波琳娜问：“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
萧剑扬黯然说：“后来？后来就有了我，再后来，在我十岁的那年，他们离婚了。”
波琳娜愕然：“离婚？为什么？他们一起经历了那样的磨难，应该有很深厚的感情才对，为什么还要……”
萧剑扬说：“那一年我们跟越南人狠狠打了一仗，我父亲左臂被高射机枪子弹打断，身负重伤，伤癒后不久就遇上了大裁军，他的部队被裁掉了，带着我们回了湘西老家。那时正好赶上了知青返城的大潮，我妈妈也要回上海老家去……我父亲是农村户口，是不能跟她一起回上海的，只能离婚了。其实她对我父亲始终都是感激多于爱，她的心始终都是在上海，在她的亲人那边，在穷乡僻壤坚持了十年，已经坚持不下去了，最后我父亲跟她离了婚，把她送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