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丰子恺作者:丰一吟
第7章
16个难民住在马一浮先生家，终非长久之计。
马先生在桐庐时身边有两位门人，一位叫王星贤，另一位叫张立明。都是圣贤之辈。王星贤先生有一个学生叫童鑫森，早先曾通过某种关系向我爸爸要过一幅画。这天恰好来马先生家访问他的老师，知道我们一家逃难来此，便热情相助答应觅屋。那时马先生已决定迁居离桐庐20华里的阳山坂的汤庄。爸爸要追随马先生，也想在阳山坂附近找房子。恰好童鑫森有朋友叫盛梅亭的，在阳山坂附近的“河头上”当小学校长，他叔父是乡长，把三开间楼屋借给我们住，还不肯收房租，说是“我要感谢日本鬼。不是他们作乱，如何请得到你们来住。”后来我家从广西逃往贵州时，爸爸靠一幅画成行。友人称他那次逃难为“艺术的逃难”。其实，从桐庐开始，就是“艺术的逃难”了。如童先生不是丰画的仰慕者，爸爸又如何租得河头上的房子！
11月28日，在马先生家已打搅到第4天，我们一行16人，借助了马先生运书的船，沿桐江来到了逃难的第一个新巢———“河头上”。一路上，吸引爸爸视线的不是桐江两岸的美景，而是船头上的白布旗，旗上“桐庐县政府封”六字，是马先生亲笔所写。爸爸对马先生随意书写的字很欣赏，曾经拿他寄来的信封上“丰子恺”三字制版印到自己的名片上。
“河头上”盛乡长的三楼三底房子竟是新造的，连梁上的红纸儿都还没褪色。楼下大概是客厅厨房之类，不能住人吧。所以我们只能在楼上几间铺上稻草，设置铺位。这么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如何搭配，是有困难的。不知怎么一来，我这个女孩却被安排在平伯和章桂哥他们大男人的一间里。我为此表示抗议，却被爸爸骂了几句，哭了一场。是啊，男女老少16人，叫爸爸如何安排得过来呢。
一两天后，马先生迁到了汤庄，王星贤先生及其家属随行。两地相距不过半公里。爸爸从此常访汤庄（至多隔一二天），聆听马先生的教诲。冬天风和日暖，他们便在竹林旁晒太阳（即“负暄”），马先生学问渊博，见解高远，引证古人的话，都能背诵原文。他过目成诵，一目十行，爸爸佩服得五体投地。
爸爸常访汤庄，我们孩子们在河头上也玩得很痛快。有文的玩法，武的玩法。我两者都参加。三个姐姐年龄相近：18、17、16。她们常到屋后大院子里稻草堆上晒太阳，用稻草来编制指环之类的种种玩意儿。我也参加在内，向她们学编织。嘴馋了，就走出后院，那里有一大片萝卜地。我们悄悄地拔了几个，到旁边的小池塘里把泥洗干净就啃起来。又甜又嫩，味道真好啊！这种“偷”的行径很快就被萝卜地的主人家发现。可她们不但不骂，还争相“邀请”我们下次“偷”她们家的。那种晒太阳“偷萝卜”的情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难忘。
华瞻哥比元草哥大三岁，是玩儿的好搭档。他们才不参加我们女孩子玩呢。他们玩武的。我比元草哥小两岁，也喜欢和他们一起玩。我们住处附近有一座小山。我们常爬上山去玩。那山上只有野草。我们采了几个红色的小果子，不能吃的，我至今叫不出它的名字。我们拿回住处，把它们放在前院的水缸边上，用我们自制的弹皮弓射击，比谁击中得多。总之，在河头上的23天，是很值得憧憬的。
爸爸除了去汤庄负暄，聆听马一浮先生的教诲外，还有另外的交游。这里让我引用他在《桐庐负暄》一文中的一段文字，以代替我拙劣的转述：
这一住虽只二十三天，却结了不少的人缘。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有一根很长的线，一端缚在桐庐的河头上，迤逦经过江西、湖南、广西，而入贵州，另一端缚住在我们的心头上。第一是几家邻居：右邻是盛氏的长房，主人名盛宝函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laudspeaker（吟按：意即扬声器，这里指大喉咙），读书而躬耕，可称忠厚长者。他最先与我相过从。他的儿子，一个毛二十岁的文弱青年，曾经想进音乐学校的，便与我格外亲近。讲起他的内兄，姓袁的，开明书店编辑部里的职员，“史资料》上发表的《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一文中说：
临行前，子恺叔因路费不多，曾命我进入被围的杭州，去取存在中国银行的尚未到期的二百元存款，谁知我到达杭州之后，因找不到保人，徒劳而返。
后来听章桂哥说，他此次去杭州，差点回不来。银行碰了钉子，只得速回长途汽车站，打算赶回桐庐。但汽车已停开。他连忙奔往轮船码头。轮船也停驶了。他想起那汽车站内还停着一辆车，想必是职工们留着自己逃离时用的。机灵的章桂哥又速速奔回长途汽车站，果然，职工们都在往车上爬。他从后窗倏地一下钻进汽车。人多得站立无地，只能腾空着脚挤在众人中间。人家也顾不得去认他是否自己同事，就这样逃离了虎口，回到了河头上。
河头上炮声也已隐隐可闻。大人们讨论：是远行还是避深山？爸爸主张远行，而且力劝马先生也走。马先生虽孑然一身，但有亲戚学生童仆相从，暂时不作远行的打算。我们一行16人，爸爸说当时已只剩盘缠300元了，况且有老太太，怎能远行！
张立名先生曾对爸爸表示：老太太可留在这里，由他照顾。爸爸感激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一番诚意。最后，打算大家上船形岭暂避。爸爸和马先生等由黄宾鸿先生陪同，上山去过一回，受到热情款待和欢迎。但终于没有举家上山，只是把我外婆寄在山上。这里有一段令人伤心的过程。
这一天，爸爸再赴汤庄劝马先生远行，马先生仍不改初衷。爸爸随即找妈妈、满娘和宝姐一起商量，决定流徙远方，以长沙为目的地。但外婆年近七十，当时谣传前途交通极其困难，有时恐要步行。爸爸打算把老人家寄在船形岭黄家，便征求妈妈的意见。妈妈向来是服从爸爸的。何况那时还有旧思想残余，外婆长住女婿家，似乎不是应该的事。只因当初正在做客，才跟了一起逃出来。妈妈一直于心不安，这时只得答应。便与外婆商量。外婆自觉年事已高，不便远行拖累女婿，就同意了。于是爸爸就和黄宾鸿先生商量，蒙他一口答应。当天就雇了一乘轿子，由黄宾鸿先生带路，章桂哥陪伴，把外婆送上山去。临行时，外婆叫宝姐再为她“通一次眼睛”，也就是在棕绷上拔一根棕毛，把外婆的泪管通一下。其实这是一件很不卫生的事，但当时限于条件，只能用这种土办法解决困难，这种事还只有细心的宝姐会做。外婆对她说：“到了山上，以后就没人替我做这件事了！”妈妈和我们都偷偷地流眼泪。爸爸在《桐庐负暄》一文中说：
我心中除了离别之苦以外，又另有一种难过：我不能救庇一位应该供养的老人，临难把她委弃在异乡的深山中，这是何等惭愧的事！
送走外婆后，爸爸又到汤庄辞别马一浮先生，然后和诸位邻人一一告别，依依不舍，忙了一天。“悲莫悲于生别离”，爸爸鬓边平添了不少白发。
我到如今80岁的高龄，还时刻怀念着桐庐“河头上”和船形岭，想去看看。逃难一路，除了萍乡暇鸭塘和都均没有机缘而未再去，其他地方我都去看过了，桐庐应该去看看了。黄宾鸿先生之弟黄宾笙先生就住在上海我家附近。二姐之子宋雪君志愿为我驾车，与妻乐岚同行。我们就烦黄先生带路，于2008年4月9日到了桐庐“河头上”。通过好几位引路人一路问去，居然看到71年前我们住过的那楼房还在，只是显得又小又旧，已变成回收废品的人所住。次日又上船形岭，受到乡亲们热情接待。外婆住过的房子居然还在。还有马一浮先生为黄家祖坟题写的碑文。我向坟内老者三鞠躬，以表示对他在危难之中收留我外婆的谢忱。
再回过来叙当年的事吧。12月21日，我们离开了河头上，先坐船到桐庐，再换大船往兰溪。盘缠不多，坐船较便宜。
这时，我们的逃难队伍虽然仍是16人，内容却已有改变。外婆寄到船形岭上去了，干练的平伯因为家有老小，不便远行，只身冒险回敌占区去
了。阿芳也已回去。平伯有一个朋友叫车汉亮，据说是在分水江上游搞水文工作的，住在我们附近的江边。爸爸去托他找船时，知他也有远行之意，便约他同行。是他帮我们找了一只小船从“河头上”送到桐庐。他带两个儿子乔琪、乔德同行。这位车先生有一个口头禅，惯于在主语以后加“过之后”三字。我们就在背后学他，并加以夸张：“我过之后姓车”，“我的大儿子过之后在兰溪工作”。孩子一路不必操心，所以常找些小事开开玩笑。
下午在桐庐找到了一只大船，28元送到兰溪。两点开船，刚撑离岸，爸爸见妈妈别过头去擦眼泪，我们都神情惘然，若有所失。不知谁首先说破了：“外婆悔不同了来！”别的孩子也议论起此事来。
爸爸未尝不在考虑此事，他一路在观察，发觉舟车交通并不像想象那么困难，桐庐到兰溪的公共汽车还通。于是他马上下个决心，喊船夫停船，派章桂哥上岸步行回船形岭，把外婆接下山搭公共汽车到兰溪相聚。逃难诗中关于这一情节，我们只记得以下4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