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丰子恺作者:丰一吟
第17章
负挽看挥汗，驰驱有惭颜。恍然遵义县，未获叩君关。
诚挚的友情使爸爸感到无比温暖。
爸爸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时期最崇敬的老师之一夏丏尊先生曾于1940年11月15日写一封很长的信寄来。昔年教国文的夏老师在这封信里大谈绘画。他给爸爸提出了“背景与人物并重”的画法。爸爸后来说，夏先生提倡的这种画法“可说是世界绘画倾向的一个预言”。
在我们将离开星汉楼时，1942年10月18日晨，收到泉州开元寺性常法师发来的电报：爸爸另一位最崇敬的浙一师老师李叔同弘一大师于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四）圆寂了。当时的电报在途竟走了5天！而且后来据妈妈回忆，那电文被邮局错写为“张一法师”。妈妈清楚地记得爸爸在窗前静坐了一会。爸爸没有惊慌，没有痛哭。他说，他的惊慌和痛哭在确定弘一大师必有一死之前早已在心中默默地做过了。他知道人生必有一死，他最尊敬的弘一大师也免不了。爸爸毕竟是佛教徒。他这种思想对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今我也有了生离死别的种种思想准备。
爸爸在心中发了一个愿：要为弘一大师画像100尊，分寄各省信仰他的人，勒石立碑，以垂永久。预定到重庆动笔。然后爸爸照旧吃早饭，整行装，觅车子。
1994年我的皈依师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广洽法师圆寂后，我也仿照爸爸，许愿画100尊佛像送给来信要求者。此消息在新加坡和上海一登出，马上收到了7封来自新加坡的特快专递求佛像。此后陆续来信远远超过100人。我连超过的也都画给他们。
沙滩上的惨事
星汉楼对面是湘江，江边有沙滩。记得我和元草哥常常轮流帮妈妈拎外婆的马桶去江边洗。江景很美，有时我们顺便捡些好看的石子回来，也是一种乐趣。可是后来这沙滩遭殃了，成了枪毙抽鸦片人的地方！
抽鸦片确实不是一件好事。可当时大西南抽鸦片的人很多，记得在德胜给我们抬滑竿和挑行李到河池去的几个劳工竟也有抽鸦片的。抬了一段路休息时，他们就进入一家显然是熟门熟路的店里去过瘾了。鸦片真害人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不去养家糊口，却在烟斗里烧掉。若要追究责任，那当然主要是贩鸦片的人，而不是抽上了瘾的受害者。当时政府明令禁烟，要抓贩烟的人。可是下面的执行者贪赃枉法，受了贩毒人的贿赂，抓些吸毒而送不起贿赂的穷人来顶罪。
记得南潭巷传来军号声，由远而近，我家就紧张起来。爸爸把星汉楼的窗户全关上，有意和家人讲些别的事以转变注意力。满娘则不断念佛。随着军号声越来越近，就有死者家属呼天喊地号哭之声，有人看见家属还拎着纸钱，准备等枪声一响就烧纸钱。最可怜的是小孩跟在后面大叫“爸爸不要去！爸爸不要去！”据说死者本人是被灌了铅粉之类的麻醉药，倒是没有号哭。最后，沙滩上就传来“砰砰”的枪声。我们家中一片寂静，就好像在为罪不该死的鬼魂致默哀。
有一次，那被枪毙的人的尸体竟停放在星汉楼西侧一棵大树底下！那是我们走南潭巷出去必经之路。我们胆小的人都吓坏了。尤其是晚上，死尸脚边点着一盏油灯，好像一点鬼火，更令人打寒战。我们白天要上街，就往东绕道。但总还是望得见死尸所在之地。
唉！以前害怕的事实在太多了。在大兴路上，我有一次独自一人回家走近狮子桥时，看见右侧岩壁上竖搁着一副担架，旁边两个抬担架的人在休息。我以为担架上是货物，哪里知道经过旁边时看见裹好的一长条下边露出两只光脚。是死人！我连忙逃。回到家里对爸爸说了，他不仅不安慰我，还给我讲了些“走尸”的故事，说是古时候要把尸体搬回家乡，用不着这样抬。有法术的人只要念起咒来，尸体就会跟着他走。爸爸讲得活龙活现，我还信以为真呢。
虽然沙滩上有惨事，但那种事发生后不久，爸爸早在日本就结识的老友陈之佛先生邀请他去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就是如今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当教授兼教务主任。国民党首都南京沦陷后，重庆成了临时的首都，名为“陪都”。吸引不少文艺界人士前往。爸爸当然也向往重庆，星汉楼不宜再住的想法也促成了重庆之行。
贵州访旧
不久，我大娘舅的长子徐岳英从沦陷区率眷到遵义来工作了。所以我们去重庆时，外婆由孙子接了去住，没跟我们去重庆。直到她去世前，因岳英哥打算来重庆工作，才把外婆先托人送来与我们重新相会。
说起外婆。我再讲一件小事。有时外婆由人陪着走出巷去，一路有人友善地称呼她“老太婆”，她回家后很不高兴，说这里的人怎么那么不客气，叫我老太婆。我们连忙为她解释：在故乡，称老太婆是不客气；在这里却很客气，等于称你老太太。外婆释然。
外婆腰疼，常叫我为她敲腰背；她还有胃病，经常要吃一种药片，总是由我替她去买。我也不知外婆哪里来的零用钱。家里是妈妈当家，妈妈总有零用钱给她吧。不过妈妈总有封建思想，觉得外婆住女儿家是不应该的，加之妈妈是个很节约的人，所以不会多给。记得外婆每次叫我买药时，那口袋里取出来的几张钞票好艰难好可怜似的。后来随着物价上涨，药价也涨了。我实在不忍把这消息告诉外婆。每次总是由我垫上。爸爸不定期会给我一点零用钱。
说起零用钱，我又要啰嗦几句。有一次爸爸可能有点大收入，竟给了我10元法币，就好比现在给了小孩一张100元人民币似的。我觉得自己发大财了，连忙带了一批小朋友到南潭巷口左首一家店里去吃抄手（即馄饨）。我这批小朋友当然包括恩狗佩贞桂侯等等在内，整整坐了一桌。
六十五年后的2007年10月16日，我由女婿陪同，艺专老同学彭智敏由她第三女陪同，千里迢迢去贵州兴义与老同学傅世廉会面。世廉和智敏都是爸爸在艺专时的学生。世廉的第五子———当时是兴义市副市长，在贵阳相迎，款待我们住高级宾馆。次日专车直送兴义。黄昏到达，世廉已在宾馆里等我们。三个老同学拥抱欢庆，感慨万千。世廉那时83岁。生有8个子女。真有“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之感。子女们陪同我们游玩了风景极美使人流连忘返的万峰湖和更美丽的万峰岭。19日依依惜别，次年即2008年初，世廉竟与世长逝！幸亏及时去看了她一面。
离兴义后，我和女婿又坐车去遵义访旧。这一路坐了九个多小时汽车（因贵阳到遵义正在修路）。我这把老骨头还算经得起长途跋涉。
一直留在遵义的老邻居蔡太太今年92岁，身体健朗。除了我见过的子女外，后来又生下好几个，一共7子女。次日，蔡师母的次子桂侯夫妇和他的五妹陪同我先后访问了罗庄和南潭巷。桂侯当年才两岁，如今我和他“鬓发各已苍”。
两地都已彻底改观，老屋再也找不到了。罗庄只剩下这个名称，房子已不见踪影，陪游者总算能说出当时庄园的一个大致地点。本来出罗庄是新街。新街旁有座山，有一回妈妈叫我去街上买下粥的菜，我却被小友们劝说，一起上山去买地里拔起来的菠菜了，很迟才回家。大家都等着下粥菜呢。妈妈责备了我，我以新鲜的菠菜赎罪。如今山和新街都没有了，只有一条香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