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凶的年轻人正在呵斥被叫来的人，责令他如何如何。有的人回答时强词夺理，有的人则苦苦哀求，看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我心里想：太平点算了。强词夺理会使对方反感，苦苦哀求非我辈所愿。抗战八年，我们什么苦头都吃过了，只要不扫地出门就行。
终于轮到我了。那个年轻人见了我，二话没说，开口就下令：
“你父亲被批斗，大字报都贴到街上来了。你们一家人住那么多房间。快把一楼和三楼统统让出来，还有亭子间。你们一共才三个人，加个保姆也才四个人。二楼还不够住吗。对了，厨房后面的小平房也让出来！”他看见我要说话的样子，赶紧接着说：“怎么？你要是不服气，我们就把你家的沙发都往外扔！”
“没希望了……”我只好乖乖地退出，让后面一个人上来听他训话。
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家来。一进门，爸妈马上问：
“怎么样？”我几乎要哭了。得知详情后，妈妈叹一口气说：
“光是让楼下倒也罢了。三楼也叫我们让出去，住进来的房客不是要从我们二楼经过吗？还有厕所、浴室，不都要和我们合用吗？”
我默默地望着爸爸，没出声。爸爸慢吞吞地说：
“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只要不赶我们出去。住进来的也都是人，只要我们对他们好，人家也会通情达……”
爸爸说到这里，词语含糊了。想必是记起了批斗他的人不属于通情达理的。
我在房管处也没问一楼和三楼该什么时候让出来。这一天，大家都懒洋洋的，没有马上动手处理室内的东西。
第二天，苏同志忽然光临我家。爸爸接待他，我们都在一旁陪着，想听听他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看他那尊敬我爸爸的样子，不会是坏消息呢。
“昨天他们对你们的房子问题，是过分了一点。没办法，年轻人造反的劲头大，况且他们不知道你是高级知识分子，是知名人士。我和他们谈了一下，让是总归要让的。这样吧，三楼免了，留着你们自己用，方便些。其他还是要让的。不过，老先生，你们慢慢来，不必那么急的。”
我们听到这里，心里落下了一块大石头。三楼不让，太好了！
苏同志临走前又说了些闲话，显然带着对爸爸敬仰而又不敢太显露的语气。
“这是个好人！”爸爸送走他后说。
“我们全亏他！”妈妈感激地说。
接着，我们就考虑如何处理楼下的家什。小间原来只是放一个石磨（我们一直管它叫“磨子间”），把磨子搬出来就行。亭子间是英娥阿姨住的，请她搬上三楼，也比较简单。倒是楼下客厅和吃饭间里，有前房客董太太留给我们的很漂亮的洋式家具，什么沙发呀，吧台呀，大菜台呀，怎么办呢？
房管所的人虽然气势汹汹地勒令我们退了房子，后来倒也不来催我们出空。苏同志显然是知道内情的。我们也就拖着。不过，从那时起，我们生活都已集中在楼上，任楼下空着。
如今根据一些发票，我知道我们开始卖家具的日子是1966年10月29日。这一天，找一家旧家具店上门估价，卖掉了四件家具：一只柚木大菜台连两块柚板，55元；一个柚木长橱，40元；一个玻璃橱，35元；8只椅子，40元。羊肉当狗肉卖了。第二次卖家具是在1967年8月。除了卖去剩下的家具外，沙发也卖掉了。两个月后，最后一件大家伙———惠纳85键钢琴，终于也卖掉了。扣除修理费后净得278.30元。记得卖钢琴时爸爸有点难过。这是他为最疼爱的幼子新枚买下的。如今卖掉了钢琴，再也听不到他弹琴的声音了。
就这样，给我们带来了十多年欢乐的“日月楼”，只剩下一半了。
护生画出事了
那还是比较早的时候。爸爸虽然已在接受批判，家里还没有受到侵犯。有一次华瞻哥来，问起画院对爸爸批判了些什么。爸爸讲了一些，其中提到《护生画集》。华瞻哥听到这里，很敏感地从书橱里抽出一本《护生画集》第四册，那是广洽法师于1960年初在新加坡出版后寄来的。华瞻哥翻着翻着，紧锁着眉头说：
“唉，这些画……一幅幅，他们都可以找出理由来批判。……唉……”
翻到最后，华瞻哥忽然“啊！”了一声，接着就把这最后一幅的画题读出来：“月子湾湾照九州，几家欢笑几家愁———啊不！还是万家愁呢！那还了得！”
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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