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丰子恺作者:丰一吟
第41章
3月28日晨，我们在工人路后面车场上，叫了一辆三轮汽车。司机是位热心而健谈的人。车开动不久，就和我们交谈了：“两位是上海来的吗？”我回答：“是的。”“这位老爹爹是教授，是艺术家芽选”司机操着带绍兴音的杭州官话，似有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天朗气清，明窗净几，丰先生兴致极好，一共写了稿，缺了画稿。第二集也是由开明书店出版，佛学局发行过的，但原稿（无论文稿或画稿），都已遗失。奇迹就在这时出现了。
爸爸的一位私淑弟子，名朱南田（1918—1988），当时是酿造七厂总务股干部。业余爱好书画，又擅长诗词。他十分爱好我爸爸的作品。1960年，爸爸就任画院院长的消息在报上公布后，勾起了他二十多年来渴慕之忱，就通过画院转信得识了我爸爸。以后几乎每周日上午都来访问。有一回，朱南田先生讲了一件得意的事给我爸爸听。我现在把朱先生于1985年7月用小楷写成送给我的一篇长文《我与子恺师的因缘》中有关此事的一段文字引用如下：
解放后，我偶在广东路古玩商店看到李、丰两先生合作的《续护生画集》手迹，出自敬慕，决心购下珍藏。这份手迹书画共六十页。索价一百六十元，后以九十六元成交。我手头拮据，先付二十元定金，而回家筹措未竟，只得卖去家具三人沙发椅一张，才勉成其事。我就此写了五绝一首：
未识丰师面，先联翰墨缘。护生心恻恻，祝寿意拳拳。
画笔精而约，书风静若禅。沽资何处着，鬻椅凑囊钱。
没有想到日后为我与丰师在情谊上增添了一段佳话。
朱南田先生讲了这件事，爸爸听后十分兴奋，那时《护生画集》已在新加坡出版第四册（文字部分由朱幼兰先生书写），正愁前三册原稿分散遗失。他便于1964年把觅得第二册原稿之事写信告诉广洽法师，信中说：
朱南田先生去年曾携原稿来与弟看，苏居士亦来看，共庆四册护生原稿全部在世，皆大欢喜。弟曾私下打算：最好将一二三都买得，送弟尊处，与第四一同保存在弥陀学校。但不曾出口。因一则朱甚宝爱，不知肯让否，二则苏居士是否肯让，亦不可知。来信有欲得之意，则不妨开口征求意见。此乃宏法之物，非私人财产可比。求其集中稳妥，勿东分西散，以便永久保存，正是好道之心，非谋利也。倘尊意欲收集，弟当为交涉。
此信末尾，爸爸又补写了几行：
补告：朱南田言，第二原稿原由嘉兴范古农居士之亲戚某保存，后其人死，子侄作废纸卖与旧货摊，幸为彼所得。可见私人保藏之不可靠。弟回思画第二后，即逃难（抗战）。此原稿在上海，不知缘何流入嘉兴。
爸爸说的旧货摊，其实就是广东路古玩商店。后来广洽法师来信一定要爸爸设法买得一二三集原稿，并表示愿向朱、苏两位居士致谢。爸爸向二位情商，蒙他们慨然同意捐赠。爸爸自己又补画了第一集的画稿。这样一来，三集都完整了。于是全部寄新加坡交广洽法师保存在他创办的弥陀学校内。
这件事，实在是种种因缘的凑合。试想：如果第二集没有到朱南田先生手里，如果朱南田先生没有认识我父亲，如果苏慧纯居士那里缺少的不是画稿而是弘公写文字的文稿，《护生画集》头三集就永远无法团圆了。广洽法师感谢“佛力加被”，我却认为弘公在天之灵在暗中保佑着，促使这一浩大的“工程”圆满完成。
弘公保佑的还不止这件事。《护生画集》第五集原来应该在1970年出版的，爸爸却提早在1965年（“文革”前一年！）上半年就画好，请厦门籍书法家（当时在北京工作）、因明学家虞愚先生写了文字部分，寄交广洽法师于同年9月就出版了。如果晚了一年，“文革”一声炮响，爸爸便忙于应付批斗，怎么可能完成这第四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