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不同于明末，明清时候盖压群雄的理学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发展到成熟，官府也更没有把理学当成官学来推展。
甚至士林中对于理学还有不小的诽议。
虽然周敦颐、二程这些人普遍得到了士大夫们的认可，但这认可更多的是他们的个人操守，而不是治学理念。
就像那司马光，不说施政理念，只言个人品德，忠信孝友，恭俭正直，那近乎于完人也。这点得到了所有士大夫的认可，就是市井小民们都日夕引领望其为相，至或号呼道路，愿其毋去朝廷。
赵构本来对宋时的理学还是顾虑，可来到了这个时代，得到了赵构本人的记忆之后，这点顾虑就彻底的消失不见了。
因为宋儒是一个'背叛者'的角色，赵宋初期，儒学还沿袭李唐学说，可等到中期时候，宋儒已然完全抛弃了前者，将汉唐儒学彻底扫入了垃圾堆。
把用对儒家经典新的解释即所谓“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章句注疏之学，用儒家之道取代佛道等“异端“，用儒家的经世致用的“有为“来取代无用于世的旧学。
这些目的说白了，倒不如说是文官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所产生的自我需求。
科举大兴的赵宋没有了东汉两晋隋唐的门阀世家，根基的变动自然就会牵扯到了儒家之学的转变。
而历经了初期的繁衍生息之后，儒家的力量也很自然的占据了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但是在北宋初期，赵老大、赵老二他们为稳定社会秩序，在尊崇儒术的同时，又提倡三教并用，大量地修寺造像招揽僧人道士，编印佛经道藏，佛道二教由此得到了长足发展。而伴随着佛道势力的增长，其社会影响亦不断扩大。从皇帝朝臣到文人士大夫乃至下层平民都有不少人浸淫其中，两教的思辩哲学更吸引了当时许多儒家士人的理论兴趣。一时士人相率谈禅，以高妙玄远相尚，不少在社会上颇有声望的宿儒名士们也都究心内典，深受其影响。一些儒者更模糊了三教的界限，认为三教同道，可以并行不悖，种种情况表明，儒学已受到佛道之学空前严重的挑战，其正统之地位正在被削弱。
这就仿佛是一个天枰，当倾斜角度达到一定量的时候，警醒的士大夫们岂能无有反击？
一切的因素堆积到一起，爆发出来的便是现在的宋儒义理之学了。
什么是义理之学？北宋的“义理之学“就是关注于经学的解释、综合，区别于汉学的考证，汉学讲究对一个一个文本的具体研究。烦琐细碎，缺乏全面之观察。但只讲义理则免不了有空谈心性直诟病。
理学为什么能在两宋发展起来？那就是因为宋儒的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
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但后来，由于军事、政治上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相对不足，加之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了贯穿明清，占统治地位的理学。
所以赵构根本不用去把理学纳入思考范畴，他更需要做的是为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提供足够多的事实证明。对比虚无缥缈的心性空谈，肉眼看得见，两手摸得到是好处利益，那更具有说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