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六月初，父亲的忽然联系让我感到意外。
他在电话中问了问我的近况就突然沉默了下来。
我直觉不对，但他很快就挂掉了电话。
Edison家里最近好像也出了什么事情，我们见面的次数骤减。
和他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我渐渐对他的家庭有了了解。
越是了解就越是畏惧，越是对这段关系的未来而感到迷茫。
我虽从不妄自菲薄，但在那样的古老传承的家族面前也难免心生怯意。
于是我一直回避着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也从不敢问他家里的事情。
与其说这是尊重，不如说是逃避。
我就这样心神不宁的过了一周。
直到舅舅他忽然回来，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你妈妈病重了。”
我被这个消息轰得六神无主，愣愣得问：“她怎么了？”
舅舅没有回答，他的脸色已经说明了一切。
怕是非常棘手的病了。
舅舅拍拍我的肩：“你简单收拾一下，我们现在去布里斯托，我跟你们公司已经说过了。”
我像个提线木偶一般，舅舅推一下我动一下。
临到起飞前才想起来忘记给Edison发消息了。
刚打开手机，就听见舅舅问：“在北京的时候，你妈妈身体怎么样？”
我被这个问句砸的一愣，慢慢放下手机。
在北京的时候？
曾经的那些回忆上涌，所有我不理解的细节如今重新摆在眼前。
我捂着嘴，眼泪已经失控。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为什么父亲那样急切的处理了在北京的所有资产？
为什么在她负气离开后甚至没有打过一通电话？
原来如此。
空乘走过来，小心地问：“小姐怎么了？”
舅舅叹了口气，让空乘拿个毯子过来。
他轻轻将毯子盖在我身上，没有说一句责怪我的话。
我却觉得此时愧疚的情绪像一把开了刃的刀，将我的心片片凌迟……
下机后，我们直奔医院。
母亲躺在病床上，仪器插满了全身。
我跪在病床前，握着她的手，她还在昏迷之中。
父亲说母亲近来频繁昏睡，所以才叫我来英国，担心见不上我最后一面了。
我守在病房里两天两夜，母亲始终没有醒过来。
第三天清晨。
父亲和舅舅在门外交谈，说病在北京的时候就检查出来了，到这里找到了最好的专家，但前段时间癌还是扩散了，医生说没有办法了只能靠机器维持生活。
医院走廊，舅舅抽了根烟问我：“你都听到了？你是怎么打算的？”
我深呼吸一口气，终于做了最后的决定：“我要在这边照顾妈妈，顺便念书。”
顿了顿，我又补充：“先得跟公司说一声。”
舅舅摆手：“不用了，我来说，你回北京准备手续和资料吧。”
我点点头，快速转身，眼泪已经止不住地流。
临走前，我握着母亲的手，将腕上的菩提手串戴到她手上。
如今我只求她平平安安，什么荣华富贵都和她的健康比不了。
当天的飞机直达北京。
我躺在酒店的床上，想来想去最终还是给Edison发了条消息：
“我可能要去英国读书了。”
过了很久他都没有回，我只好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准备材料和出国的事宜上。
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停留北京的这段时间里，阮明徽找到Edison。
她说：“我们结婚吧。”
眼见他要拒绝，阮明徽笑着打断：“我知道你和应连城的外甥女在一起，但她可是否认了你们的关系，况且你知道的，我不在乎这个，我们家需要叔叔的支持，你也需要一个足够分量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