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皱了皱眉头道：“如何心生繁荣！”
杨溥道：“我问你，下西洋最能带动什么？”
杨荣猛的一抬头，有些惊愕的看着杨士奇，杨溥，许久才从嘴里吐出两个字——商业！“
杨溥道：“不错，开创大明的商业，勉仁你想想看，南宋土地和人口都不如北宋，amp;nbsp；这是用屁股都可以得出的结论。偏偏南宋的税收却远远超过北宋，北宋中期以后平amp;nbsp；均年财政收入在六千万上下，而南宋的财政收入则常年保持在一亿以上，土地减少amp;nbsp；了三分之一，税收增加了三分之二，宋朝财政收入的最高数字一亿二千万同样是南宋创造的。这说明什么？“
杨荣被人称为“东杨”并非是白叫的，略一思索，便体会出了其中的味儿，道：“靠商业？”
杨溥道：“正是，宋代的商业一直是朝廷充盈的关键，他们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江浙和四川等老牌地区，就连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较大发展，这也是另人很惊讶的。从手工业看，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都比唐代进步的多，宋的手工业除了产地扩大，产量增加以外，技术提高也是非常明显，比如“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单筒井”的开凿宋瓷的精良等，无不反应了技术的成熟和创新，而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解放了大量受俘于土地的农民，使他们投入于商业，手工业中。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而且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加工工厂，如，造船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火器厂，还有各地的官窑等等。可见当时的手工业之兴旺是空前的，这些商业的发展，迅速让“坊制”得以突破，集镇的兴起，因此住宅区与商业区的界限逐渐消失，宋代的这一类的”新型”都市有些发展至有了很大的规模，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而后者就是”马可波罗”在元初所见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即使是到了至元朝后期中国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达”其人口只有三十至五十万之间，数百年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贝图塔也称杭州为”世上最大的城市”！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步增多，产量加大，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因此构成朝廷户部收入主体的，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了，他们的城市，随处都可开设店铺，所以改市税为“住税”，税率千分之二十，另外，征收货物通过税，称“过税”，税率千分之三十。对于次一等的草市、镇市或墟、集，官府允许商人包税。宋代全国的商税达到了一个可观的数额，而且有逐步增加的趋势。
宋太宗时，一年的商税总额达四百万贯，宋仁宗时增加到二千二百万贯，这是北宋的最高颧。此后，一直保持在每年一千万贯上下，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南宋时，各地商税岁入逐步增加。临安府在北宋熙宁十年是全国商税最多的城市，共八万二千多贯。南宋咸淳年间，增加到四十二万贯。这还只是临安府“在城”的商税额。如果加上临安城外及所属各县的商税钱，宋孝宗淳熙年何共计一百零二万贯，儿乎达北宋景枯年间全国商税总额四百五十多万贯的四分之一。镇江府“在城”的商税，熙宁年间每年收入二万五千多贯，南宋嘉定年间增加到七万四千多贯，咸淳年间增加到三十三万六千贯。“三人当中以为杨溥的学问最高，所以这些数字，杨荣并不以为是夸张的说法，事实上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宋代在商业上的确独树一帜。
见杨荣沉默，杨溥继续说道：“我做过统计，在宋代全国每年收入的商税一千万贯左右，按照“过税”和“住税”的平均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每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四亿贯。北宋的户口最多为二千万户，如果每年的贸易总额为四亿贯，则每户参加商品交易的数额平均为二十贯，再看看我大明，疆域无疑是大于宋代，便是耕地面积大于宋代，粮食的单位产量也高于宋代，但即便如此，可三十税一的税收，便是人口再多，耕地面积再大只怕我大明的户部也是年年够用，碰上好的年月到也罢了，一旦天灾**，北方战乱连绵的话，朝廷就拿不出银子来，没了银子，防御工事难以修建，黄河、运河难以修筑，将士们的粮草，武器难以及时，如何捍卫这个国家，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域。先帝将朝廷托付与我们，难道我们交给他的还是一个为了应付天灾**，应付蒙古人，需要削减开支，畏首畏尾的朝廷么！若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对得起先帝么，大明的税收之底，历代罕见，可即便如此，朝廷能收上的岁入也不过两百万，而这竟是百姓的极限，一旦加税收，农业必会破产，那时就是天下风起云涌了，所以，单靠单纯依靠农业是不可能达到像宋代那样高的财政收入，显然宋代的收入主要并非农业，而是商业……？“
杨荣心头一动，这一点他并不否认，宋代的繁华的确多半来自商业，否则每年的纳贡就不是天下百姓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