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宗室受封人数不断增加，禄米成为明政府的沉重负担。藩王为了生存，也竞相非法占田，少者几千顷，多者数万顷，减少了朝廷的赋税收入，激化了社会矛盾，当然这也只是少数胆大的藩王，更多的藩王已沦为贫困户，他们的要求也十分的简单，弛松藩禁、请田联自给、试官自效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王爷无论是什么，对皇帝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尤其是成祖就是以藩王登基为帝的，所以后来继任者，不管是愿意不愿意，对于藩王多少都监视为主，如此一来，放也不能放，给吃的又嫌多，府上人数却不少，这样一来，许多藩王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许多人在外面偷偷干些小营生，很多人甚至好多年都不曾添置衣物，许多人甚至为了多领一份俸禄，拼命的添置人口，跟多的则是紧着银子过日子，说他们是龙子龙孙不假，可日子有时候未必比得过普通老百姓！
正是这份经历，让杨士奇记忆犹新，往日大明藩王多半锦衣玉食，耀武扬威的形象在他脑海里彻底崩塌，为此他还上书朝廷，言天下藩王之弊，他先言宗室繁衍，岁禄不继，宗藩禄米所支比过去多出数百倍，朝廷不堪重负，然后结合诸藩王的心声，拟出“推恩令”，把亲王的宗禄取消折钞，以银两、粮食如数发放；其下的郡王、亲王庶子、郡王世子都不能全数照发，要拉开档次，让他们逐渐走向自食其力。对于这些不能世袭罔替的皇亲来说，最具诱惑力的，还是可传承的王爵。新的《宗藩条例》中，保证了所有的郡王都能为子孙保存王位，王庶子也可以获得王爵。但宗禄就分层次啦：六十岁以上者全额发给，之后每小十岁便减两成，直至四成，以让年迈者有所养，年轻力壮者自食其力，置于其中者，则两者结合。这样宗藩们接受起来便不那么困难了，但随之而来的是仁宗皇帝的去世，皇太子忙着登基，跟着汉王之乱，这事儿就一直如拖了下来，一来二去，谁也在意，而朝廷自新皇帝登基后，既懂得怎样授权，也知道如何行使领导权。他在作出一项决定前常常采纳他们的意见，而且倾向于接受或支持大学士和大臣们的建议。当出现危机时，这位年轻的皇帝行动是果断和负责的，如在朱高煦的起事和需要作出从安南的最后决定时就是如此。此外，他深切地关心公正的施政。虽然他在对待失职的官员时是严厉的，但除了惩罚宦官外，他很少判处死刑。他常常主持重要的审判。他一贯命令复审严重的刑事案件，而这样的再审理在他统治时期使数千名无辜者获释。
总之，宣德的前五年的统治是大明中一个了不起的时期，那时没有压倒一切的外来的或内部的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重大争论。朝廷有序的运作，短短五年光阴，大明奇迹般的从永乐末年破败中恢复了过来，并重新散发新的活力，百姓安居乐业，朝政清明，就是那些往日拖欠，打压的王爷们的日子也过了舒坦了，他们的贡米，俸禄没有拖欠，诞下的皇子也顺利入册，得到了朝廷认可，舒坦的生活早已让他们忘记了昔日的困苦，自谋生路的话儿也没再提起，往日背着祖宗规矩，做些小买卖，小生意，起早贪黑的王爷们，将这份苦楚，似乎就这么忘了，他们忘了，杨士奇可没忘。他深知靠着自己眼下的官职，虽为大明首辅，但想要动皇室宗亲，除非他们自愿，否则是动不得他们分毫的，tai祖规矩如一座大山一样，挡在他们的面前，让他动弹不得，既是动弹不得，那就安抚为主，而下西洋的宝物十分之一归为皇室，并非皇帝一个人，实则是洪武爷的龙子龙孙，算起来并不算太多，当然了也不太少。
杨士奇说了半天，已是口干舌燥，见桌上有一杯茶汤，端起来一仰头喝了干净，才重重吐了口气，道：“勉仁，我这么做，你现在总该明白了吧？”
杨荣本就是个聪明人，其实杨士奇说到一半的时候，他差不多就明白了，明朝对宗室的管理，总的来说，在洪武时期较为宽松，永乐之后渐趋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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