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桥、凉亭、爬满绿藤的长廊已经不在了，那棵大树还在。杜成有些微微气喘，他手扶着粗糙的树干，低头看着脚下的河床。
现在是枯水期，较之夏季的丰涌充沛，南运河的河水贫瘠了许多，能看见河底的淤泥和随着水流飘摇的水草。有些地方结了薄冰，尚未结冻的部分在寡淡的阳光下冒着微微的蒸汽。
杜成的视线在河水中来回扫视，最后定格在一片淤泥中。
那就是“11.9”杀人碎尸抛尸案中发现3号尸块的地方。时至今日，杜成仍然清晰地记得，当那个沾满淤泥、对向而套的黑色塑胶袋被打开时，马健脱口而出的那句“我操”。
那时大家都穿着一身橄榄绿，都很年轻，很能喝酒，抽很多烟，可以在熬了一夜之后还能精神抖擞地执行抓捕任务。在老刑警面前暗自不服气，把新警叫作小屁孩。热衷于带着枪骑着摩托车四处转悠。对每个犯罪分子都恨得咬牙切齿。
杜成的心暖了一下。他在二十三年后的同一个地方想起了年轻的伙伴们，以及他们共同面对的一件大案。
然而这温暖转瞬即逝。杜成凝视着那片黑色的淤泥，仿佛又看到骆少华脱掉皮鞋，卷起裤管，一点点把那个黑色塑胶袋拽上岸的情形。其实，当他看见那具女性躯干尸块时，第一反应并不是恐惧或者恶心。失去头部和四肢的躯干并没有太多人类肉体的特征，他甚至迟疑了几秒钟才意识到那是什么。
随之而来的，是愤怒。
一个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会把一个女人肢解成七零八落的几块？
如果他那时就在自己眼前，杜成一定会把他的脑子挖出来，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而且他相信，当时，老伙计们的想法和自己是一样的。
即使，他们最终因为这起案件反目成仇。
杜成点燃一支烟，微闭双眼，竭力让自己放松下来。这里曾弃置过一个女人的躯干，那么，不管经过多久，一定会有某种气息留下来。他要抓住这种气息，然后溯源而上，直至回到二十三年前的那个夜里，看清他的脸，抓住他的手，把镣铐牢牢地戴在他的手上。
“喂，那位同志！”
杜成睁开眼，回过头，看见一个提着扫把和簸箕，穿着一身环卫工人制服的老人正严肃地看着他。
“这里不许小便！”
半小时后，杜成把车停在铁东区万达广场门前，眯起眼睛打量着这座四层商厦，最后，在商场入口处看到了“平江路87号”的门牌。他从副驾驶座上拎过挎包，拿出那张1990年的地图，找到平江路87号机车厂家属区的位置，用红色签字笔画上一个叉，随即，驾车离去。
下午两点十五分，杜成已经坐在机车厂（现已更名为北方机车制造集团）人事科的办公室里。办事员查找档案后，把他支到了离退休办公室。
在离退休办公室，杜成得知“11.9”杀人碎尸案的被害人张岚的丈夫温建良已经在两年前退休，住处不明，但能查到他的手机号码。杜成把号码抄在记事本上，道谢后离开。
在厂门口的路边摊上，杜成买了一个手抓饼。他坐进车里，边大口吃着，边拨通了温建良的手机号码。几秒钟后，一个低沉的男声在听筒中说：“喂？”
“你好。”杜成咽下嘴里的食物，“是温建良先生吗？”
“是我。你是？”
“我叫杜成，是铁东分局的。”
“分局？”温建良的声音有些犹疑，“你是警察？”
“对。”
“你……有什么事儿吗？”
“我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什么情况？”温建良又追问了一句，“哪方面的？”
“不是公事，是我个人想找你聊聊。”
“那不必了。”温建良立刻回绝，“我不认识你，没什么好聊的。”
“是关于你妻子的案件。”杜成顿了一下，“我是当年的办案人之一。”
“嗯？”温建良显然觉得很意外，“你想聊什么？”
“能见个面吗？”
温建良犹豫了很久，最后说道：“好吧。”
杜成松了一口气，用脖子夹住电话，掏出笔。
“你的地址是？”
门打开的一瞬间，温建良就认出了杜成。
“我记得你，那会儿你比现在壮实，头发也多一些。”
杜成笑：“都过去二十多年了，现在我是老头了。”
温建良也老了许多，原本是三七开的分头，现在整整齐齐地梳向脑后。灰色的羊毛开衫绷在凸起的肚皮上，下身是一条深蓝色羊毛裤，脚上是棉布拖鞋，一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老人形象。
温建良把杜成让进客厅，招呼他坐在沙发上。趁着他去泡茶的工夫，杜成起身在这套三室两厅的房子里转了转。看得出，温建良和儿子一家同住，家境还算富足。阳台上挂着鸟笼，客厅东南角有一张长几，上面摆放着笔墨纸砚，估计是他退休后的消遣。总之，温建良现在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
很快，温建良端着两个茶杯走出来，还带着一盒香烟。
“我记得你是吸烟的。”温建良抽出一根香烟递给杜成，“说起来，还要感谢你们，那么快就抓住了凶手，给张岚报了仇。”
“没什么。”杜成勉强笑了笑，“应该做的—你过得怎么样？”
“还凑合。张岚走了之后，我又再婚了。没办法，孩子太小，需要有人照顾。”
“那……”杜成四处环视着。
“又离了。”温建良苦笑，“我心里始终放不下张岚。如果是病逝或别的什么意外—哪怕是车祸呢，我都不会那么耿耿于怀，可是她被人……第二任妻子受不了这个，和我离婚了。”
说到这里，杜成也有些黯然，只能默不作声地吸烟。
“那么，”温建良看着杜成的神色，“你要找我聊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