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什么？”
“直接证据太少了。说穿了，除了指纹，你们什么都没有，比如体液。”
“每一起杀人案都没提取到，凶手用了保险套。”
“但是保险套也没在他家里发现啊。”
“这个好解释，作案后丢弃。”
“这个不好解释。”张震梁敲敲桌子，“一个懂得清理尸体、使用保险套、擦去指纹的人，会在包裹尸块时犯下那样的错误？”
“作案后心慌意乱，可以理解啊。”
“问题是，他那时候已经不慌了。”张震梁直起身子，“杀了四个人，他的分尸手法已经越来越熟练，包裹尸块也是有条不紊。另外，他还费劲儿去抛尸，你不觉得奇怪吗？”
“有什么奇怪？”
“这家伙是屠户啊。”张震梁看看四周，压低了声音，“如果我是他，犯不着去抛尸。”
“你会怎么做？”杜成盯着他问道。
“咱们都清楚，人体尸块和猪肉太他妈像了。搞试验，不都是用猪吗？”张震梁低声说道，“先处理掉头颅和手脚—比方说蒸煮后切碎，其余部分慢慢处理呗。这家伙的方便条件太多了。抛尸，风险大，还费劲，根本不至于。”
“这么说，你觉得不是他？”
“那倒不是。只是觉得不能绝对肯定是他。”张震梁把杜成面前的茶杯续满水，“按现在的标准来说，就是没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杜成嗯了一声，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张震梁喝了口茶水，看着杜成，忽然醒悟过来。
“师父，你……你玩我？”
杜成哈哈地笑出声来。
“你个老东西，你心里早就有数了对不对？”
张震梁对案件的分析，基本在杜成的考虑范围内。几十年的刑警生涯，让他对犯罪有一种近乎直觉般的本能反应。真正的凶手并不是许明良，这是他的第一判断。验证这个判断的最好办法，就是从各种角度来试图推翻它，所以他找张震梁来聊案子。如果不能否定这个思路，那就意味着自己的方向是正确的。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从法律上证实这个结论。
或者，找出真正的凶手。
“其实，当年也不能全怪你们。”张震梁也点燃一支烟，“证据规则和现在不一样，而且还限期破案。”
“这不是借口。”杜成低下头，“那是一条人命。”
张震梁沉默了一会儿：“师父？”
“嗯。”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查清？”
杜成定定地看了张震梁几秒钟：“震梁，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知道。”张震梁端正地坐好，“所以我才这么问。万一……来不及了呢？”
杜成笑笑：“我没想过这个。”
“师父，”张震梁的吐字很艰难，“剩下的时间，你干点儿什么都行啊。只要你想做的，我们都可以尽量帮你实现……”
“哈哈，我现在就想查这个案子。”
“嗯。”张震梁移开目光，盯着桌面，“要不这样，你歇着，我来查。如果，你来不及了，我保证，一定查清真相。”
“家祭无忘告乃翁？”杜成隔着桌子拍拍张震梁，“别逗了。这是我的事儿，这案子对你的意义和对我的意义是不同的。”
“能有多不同？”
“这么说吧。”杜成直视着张震梁的眼睛，“我余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为了这件事。”
张震梁回望着杜成，脸上的表情渐渐凝重。良久，他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师父，1992年11月，你在哪里？”
“嗯？”杜成被问得一愣，“我想想。”
1992年初，许明良被执行死刑。从一审宣判到许明良被枪决，始终有一个人在为他奔走鸣冤。然而，在严密得如同机械般的司法机关面前，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即使他是这机械中的一个零件。
这个人，就是杜成。
他坚持认为那是错案。为此，杜成与曾亲如兄弟的马健等人反目成仇。局里更不能接受这件被上级高度称赞的铁案有任何纰漏。在反复权衡之下，杜成被调离原岗位，去了本省内一个较偏远的县城，1993年才被调回。
“当时我在f市。”杜成想了想，“怎么了？”
张震梁从随身的皮包里拿出一个档案袋，递给杜成。
“我没猜错。”张震梁一脸肃穆，“既然你一定要做，那么，你该看看这个。”
“你他妈还跟我藏了私货？”杜成笑骂道。然而，他看到张震梁的表情，意识到这并不是个玩笑。
档案袋里仍然是刑事案件卷宗。杜成翻看了前几张，脸色突然大变，手上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震梁，”杜成合上卷宗，死死地盯着徒弟，手已然开始发抖，“这……这是什么？”
林国栋捧起方便面的纸桶，喝下了最后一口面汤，心满意足地咂咂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