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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在北京读书的吗？怎麽会来这种地方唱歌？”我明显感到他的一丝紧张与不安，并且他很刻意地加重了“这种地方”四个字。
“不想读了，您不也来这种地方了吗？”我端起桌子上的茶一饮而进，心里骂着：“傻＊，装＊＊什麽孙子啊？”
“为什麽不上学了呢？”他往前凑凑身体，好象很关切的问我。
“先生，您要我来是为您服务的，其他的…”我懒得看他那虚伪的样子，懒得听他伪善的一套。
空气又一次被禁锢下来，长时间的…
那一夜，我们还是＊＊＊＊了，其实那根本不是＊＊＊＊，更象我一个人在泄愤，我把所有对他的愤怒通过上床全部发泄出来，一次次的勃起，一次次的＊＊＊＊，他在我身下快乐的叫着，而我从始至终一声不发，最後我注意到床单被染红了，他流血了，我停了下来，但是他却制止了我…
那一夜一共做了4次，最後我真的累了，很快在床上沉沉地睡了，第二天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正坐在我的床边，披着浴衣，抚摸着我长长的头发，尽管他的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但是他的眼睛告诉我，他对我有一丝的愧疚，他的眼圈很黑，看起来应该是一夜没睡。
“先生，我想我应该回去了。”我推开他的手，理理头发，其实我在提醒他给我钱。
“才4：40，这麽早干吗去啊？”他一边从书包里拿着钱一边尽力和我搭讪。
“还能干吗？接客啊，接下一个客人。”我很冷地回答了他。
“这，这…”他支支吾吾地不知道想说什麽，一边起身去他的包里拿钱。
“对不起，先生，这张是残币，请麻烦您换一张。”我发现了他对我的愧疚，我慢慢地数着钱，成心地刺激他，那种刺激让我瞬间产生一种复仇的快感。
他在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中给我换了那张残缺的纸币，我接过来，很客气地朝他说了声谢谢，转身重重地把门带上走了…
背着书包里那些钱，我没有回宿舍，而是一个人失魂落魄地沿着侨城东路朝深圳湾的方向走去，天刚蒙蒙亮，空气透着一种南方特有的湿润，有点发甜似乎又透着一丝滑润，路边高大的树不断地滴着露珠，滴在脸上、脖子里凉凉的，东边的天已经开始泛红了，粉红色中透着一缕长长的鱼肚白，路灯还没有关，晨曦和路灯光交汇着，拖着我长长的影子。
背包里装着肉体换来的一叠钱，钱不多，但是让我感觉很沉重，我仿佛看到了被深埋矿井里的父亲死不瞑目的眼睛，听到李勇那声洪亮的“我爱你”，那是我第一次想家，但是家又在哪里呢？尽管我很缺钱，但是我真的没感到那些钱带给我快乐，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快乐。在那一刹那仿佛忘记了自己是谁，我好象变的也开始不认识自己，甚至可以说开始有点厌恶自己。
就要走到侨城路南口的时候，我被一辆飞驰的搬家的车剐到了，就在我倒地的那一刹那，我清晰地记得那个司机伸出头骂了一句：“农民，找死呢？傻＊”，车飞快地开走了，我伴随着司机的骂声重重地倒在地上，左腿钻心的疼，我几次努力地想站起来，但左腿总象踩在棉花上，我知道自己的左腿完了。
最後，我被送进了附近的医院，阿K跑前跑後的忙着，一边抱怨着我为什麽不记住车号，X光片出来，医生告诉我左腿踝骨粉碎性的骨折，需要住院治疗。
在医院的日子，阿K每天都来看我，除了周末，每个夜晚他几乎都陪我挤在那张窄小的病床上，医院并不让陪床，在护士查夜时他只好悄悄溜到男厕所，之後再悄然溜回来。我不敢报案，因为我的身份证押在了戒毒所里还没有赎回来，况且没有暂住证和务工证，再有，我敢肯定对方也是一个农民工，既然大家都是农民，又何必相互为难呢？最後也是我最害怕的一旦事情被炒大了，谁知道深圳有没有张珏的耳目，就这样我忍了。
一天晚上，同病室的人回家了，房间里直省下我和阿K，那天月光出奇得好，我们对着窗户迎着月光坐着，阿K轻轻地依着我，手扣着我的手，轻轻地揉着。
“我问你件事，你上次和那个人怎麽做的啊？”他带着一丝醋意问我。
“什麽意思？”我真的没有听懂他的话。
“你就是这样傻的可爱，就是说你做0了吗？”他帮我整理了一下靠在背後的枕头，嗔嗔地说。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问这个干吗？那人说我什麽了？”我不愿意提及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想问个明白。
“也没有什麽，那个人交待我不要再让任何人碰你，钱他可以给，我总觉得有点奇怪。”他笑了笑，有点失落。
“那你说，你要是被他包了，是不是我就见不到你了？”他没等我说话，突然很热切地问了我一句，我的手也猛的被他紧紧地抓了一下。
“谁说我要跟他了？”我恶狠狠地说了一句，我注意到那一刻阿K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喜悦，转眼又变为疑惑。
阿K
', ' ')('对於我来说真是一个谜…
整个夜晚阿K一直拉着我的手，迎着月光，眼睛里泛着对往事的回忆。阿K流泪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流泪，他注视着窗外皎洁的月光，就那样目不转睛地注视着。
阿K的名字叫寇玉亮，出生在吉林四平的郊区，在他4岁时母亲撒手人寰，留下他和6岁的姐姐，生活的压力全部压在父亲的肩上，由此他开始酗酒，在他6岁那年父亲再婚，对方是一个比父亲大5岁的女人，带着一个9岁男孩，在一家酱菜厂做党委书记，当时无论是她的地位还是收入明显比父亲要高得多，这个家也就自然换了主人，一旦落在继母手上，生活的艰难也就可以想像。
阿K承受不了继母的虐待，8岁那年他主动要求父亲送他到县评剧团学戏。阿K的长相和嗓子均超条件的好，并且喜欢唱戏，教他的师傅是个50多岁的女小生，她一眼就看上了阿K这个徒弟，自然也就把自己的全部所学都传授给阿K。那个时候学戏很苦，用师傅的话说“戏是苦虫，不打不成”，因为学戏阿K自然也就没有少挨打。19岁的时候，阿K已经在剧团中挑大梁了，足迹几乎踏边了四平附近的每一个剧场，他的小生扮相英俊，气宇挺拔，嗓音甜美，文武不挡，最拿手的《辕门射戟》和《罗成叫关》场场爆满，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还得过四平市戏剧汇演的银梅花奖，可是他并不是团里正式编制，因为他的户口还在乡下。
那个时候取得一张城镇户口是很多农村人的梦想，阿K长大了，自然他也不例外。为了调动户口，他只好出面去求县文化局的一个领导，那个领导色色地望着他满口应承，果然关系很快办下来了，自然阿K也就成了他的囊中之物，那位领导近乎无耻贪婪的霸占着他，甚至连自由也被那个男人控制着，终於阿K忍受不了这一切，凭着一时的热情和冲动，20岁的阿K只身来到深圳闯荡，决定来这里成就自己成“角儿”的梦想。
他爱戏，甚至说就是一个戏痴，除了唱戏他一无所长，阿K一到深圳的就有点後悔，那个时候深圳刚刚划为经济特区，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聚集着为淘金而来的人们，除了浓浓的金钱味，这里几乎没有文化，没有艺术，更没有他施展的舞台。
为了生活，阿K倒卖过服装、挂历、手表、摩托车头盔，最苦的时候他仍然每天坚持练功，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登台的理想，两年的艰苦下来小有积蓄。後来，阿K在荔枝公园认识了他生命中的唯一一个爱人阿畅，後来为了能有一个家，阿K近乎拼命地挣钱，也是为了挣钱，他不得不把自己学了十几年的戏扔下，用他的话说，他扔掉的根本就不是戏，砸掉不是胡琴，而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命根子，在他的心里，那是他一辈子的痛。玩命的生活终於使他买了房子，和阿畅开始了他们共同的生活。
他们在一起过了5年，五年里阿K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全都放在了他们的家上，那五年尽管是拼命的五年，但那却是阿K懂得生活以来最幸福、最满足的五年。可是後来的後来阿畅没有顶住他母亲寻死觅活的压力结婚了，一个趁阿畅出差的夜晚，阿K带着自己的衣服留下一封信静静地搬出了那个家，那个自己玩命挣来的家留给了阿畅，阿K无悔，因为阿K爱他，永远都爱他。
阿K重新开始了自己在深圳漂着的生活，他无奈、痛苦，嚎啕大哭过，自杀过，用火红的烟头烫过，用刀子在手臂上划过，为了看阿畅一眼，他曾经在社区的门口蹲守过整整一夜，但是那一切都没有挽回什麽，阿畅的怀里依旧是那个并不漂亮的女人。
折腾了一年，阿K的激情耗尽了，心门也就这样彻底的关闭了，他不再相信什麽感情，不再相信什麽爱，於是他开始了在公园，在酒吧的放荡生活，他开始在酒吧做反串演出，後来做过MB，他做MB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那种自甘的放荡，自愿的堕落的生活，好象在报复什麽，而究竟在报复什麽呢？他根本不知道，後来阿K年龄大了，“资格”也老了，混成了深圳酒吧、迪厅里的“名人”，就来这里做起了MB的领班。
阿K说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再听下去，他几乎泣不成声，他轻轻地趴在我的怀里抽泣，我不知道该怎麽安慰他。就这样，我陪着他流泪，抚摸着他的头，他的头发柔柔的，让我想到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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