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乔治·沃伊特——安吉莉娜·朱莉的父亲，但是和女儿关系极其糟糕——则是对另一种新生现象非常不满：“我非常害怕被人指控种族歧视，好么？不能说‘没错我就是觉得华盛顿这次表现的不够好’，也不能提出质疑，不然就是歧视——就好像去年我在大门外装了摄像头，之后搬来的一户黑人家庭就向社区投诉我，说我是因为他们才装的监控，还差点闹上法庭。在很多人心里，老白男总是带有偏见，还十有八九都是种族主义的混球——”
后面的话因为过于敏感，被乔治·沃伊特吞回肚子里了，但在座的所有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肯定是“如果奥斯卡不给黑人演员颁个奖，是不是也要被骂种族歧视了？”之类的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像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她就认为奥斯卡过去的确经常忽视黑人演员，从现在开始变得多元化一点，给黑人们些补偿也没什么不好。
但也有些人，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特意为了证明没有种族歧视而让黑人演员获奖，这是在评选艺术还是搞政治正确？”
有人要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也谈谈看法，他和梅丽尔·斯特里普是在座这一群人里，唯二至今还活跃在银幕前的演员，在同时代的电影人中也很有威望。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发言听起来像是无心的脱口而出，又像是经过深思熟虑：“如果要反种族歧视，不如连年龄歧视也一起反了……无论如何，坚持本心投票总是没错的。”
……
实话说，自从尝到了在颁奖季正确公关——绝不是什么玩弄政治诡计，这是失意者的说法——的甜头后，哈维·韦恩斯坦就没再想到过自己会在奥斯卡上跌跟头。
一次成功可能是偶然事件，但一连串的成功，绝对要避过所有失败因素才可以。哈维·韦恩斯坦也失败过。1994年，米拉麦克斯与昆汀·塔伦蒂诺合作的《低俗小说》上映了，这部与众不同的电影几乎横扫了整个欧洲市场，在北美也获得了极佳的赞誉，和七个奥斯卡的重要提名，那时候的哈维·韦恩斯坦还带有一丝电影人的天真，《低俗小说》的名气和口碑都非常高，他以为这就足以征服所有学院评委，但是他错了，他和塔伦蒂诺最后只得到了一个不疼不痒的最佳原创剧本奖。
《低俗小说》在第六十七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遭遇让哈维·韦恩斯坦意识到了公关学院会员的重要性，也成了他职业生涯的分水岭，在那之前，他和好莱坞其他独立制片公司的总裁一样，只会顺从甚至屈服于奥斯卡的规则，而在那之后，哈维·韦恩斯坦尝试着去做改变规则的那个人，并且完全利用了他独到的目光、野心、权利、人脉，以及他犹太人的身份。
1996年的《英国病人》，让哈维·韦恩斯坦和米拉麦克斯彻底尝到了正确公关的甜头，第二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英国病人》拿到了12项提名，和最终的九座小金人。再到1997年的《心灵捕手》，1999年的《莎翁情史》、《天才雷普利》和2000年的《浓情巧克力》，哈维·韦恩斯坦的公关继续无往不利，金球奖是他的开胃菜，奥斯卡是他的正餐，有时候还能加上欧洲电影节作为餐后点心，似乎与颁奖季有关的一切都逃不过他的掌控。
过去的几年是米拉麦克斯的收获季，哈维·韦恩斯坦原本以为自己能一直春风得意下去，直到今年，他们撞上了一块硬石头，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失控。
一想到原本交好的学院成员现在对他们避之不及，而另一些媒体则指责他们贿赂影评人，想玷污艺术，哈维·韦恩斯坦仍然十分气愤：“也不看看是谁参加免费的拉斯维加斯七日游参加的那么开心！又是谁帮他追星的孙辈，那个没礼貌的小碧池和超级男孩组合共进午餐还拿到了全部签名专辑！”
“不能让事情再恶化下去了，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哪怕只是转移下好莱坞的注意力也好。”米拉麦克斯的办公室里，鲍勃·韦恩斯坦和他的哥哥哈维正在开一个兄弟间的秘密会议：“媒体的目光如果仍然停留在我们身上，会有更糟糕的事情被他们挖出来的。”
“我同意。”哈维·韦恩斯坦说，从猎手变成猎物的感觉非常不爽。“可惜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是谁在搞鬼，哥伦比亚、福克斯甚至威尔洛特都有可能。”
“这件事以后再说，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一些消息，我相信它会帮助我们脱困的。”韦恩斯坦两兄弟里，哈维巧舌如簧、爱出风头，享受镁光灯和喜欢权利一样多，被很多人评价为“真正的商人”（非褒义），但他其实并不是兄弟中心机最深的那个，鲍勃不常站在台前，更喜欢在幕后出谋划策，不过他对公司的贡献，不比哈维少多少。
鲍勃·韦恩斯坦从今天走进哈维的办公室起手里就拿着一份马尼拉文件夹，直到现在，他才把它交给哥哥哈维：“就算是你，哥哥，看到这东西的时候也会深感震惊的，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哈维·韦恩斯坦听出弟弟声音中带着一丝激动的颤抖，他很诧异，因为鲍勃总是冷静的，失去冷静对他来说很不常见。他想着这里面究竟会是什么，然后打开了文件夹，本以为会看到妮可·基德曼要和汤姆·克鲁斯复婚了的消息——只有这个级别的重磅消息才有可能夺取全美关注从而将米拉麦克斯从舆论漩涡中解脱出来——但他没预料到的是，文件夹里只是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