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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官在屋里守着昏睡的病人，邱清泉转去屋后的角落，烦闷地点了支烟。阮静秋绕着屋子走了一圈才发现他，见他连支烟也抽得面目狰狞，连带着嘴唇上那条旧伤疤都扭曲了起来。她想一想，上前几步，向他伸出一只手：“给我也来一支。”
邱清泉瞪她：“你一个医生，抽烟做什么？”
阮静秋于是三两下脱去了白大褂，又向他伸出手：“现在不是医生，就是个穷当兵的。你给不给？”
邱清泉在烟雾里盯着她看了半晌，咧嘴笑了：“给、给。身家性命都在你手里，哪有不给的道理。”
这下就变成了两个人躲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他抽的这种美国烟劲大，阮静秋不习惯，没两口下去就咳嗽连连。邱清泉见状笑话她：“还是穿上白大褂的好！你做惯了医生，已当不成士兵啦。”
阮静秋不理他，毫无章法地猛抽了两口，等那根骆驼牌香烟直烧到了头，才把剩下的那一小截滤嘴踩在脚下。她同时想，对于她来说，邱清泉和廖耀湘果然还是很不一样；在他面前，她没法承认自己刚才心慌手抖得都快要拿不稳这根烟，现在也只是刚缓过了一点点。
在邱清泉手里的那根烟也抽完的时候，她忽然问：“你有法子劝杜总回南京吗？”
邱清泉一怔，问：“什么？”
阮静秋转向他，重复道：“我是说，劝他回南京，行不行？我可以把他的病情详细写一份报告，请刘总司令和几位司令官都说句情，一并呈到总统那里去。徐东的战事艰难，本就不是他去不去督战所能改变的，强留他在这里耗下去，只怕要把性命也耗没了！退一万步讲，就算真有什么需要他来拿主意的部署，到时电报或电话联络也是可行的。”
邱清泉没有马上对她这番异想天开的话语作正面回应，而是反问她：“建楚在沈阳是怎样和你说的？”
阮静秋一愣：“你怎么知道？”她只匆匆去了一天一夜，徐州剿总大部分人应当都不清楚她的动向，更不要说会知道她曾在这一天一夜里短暂地遇见过廖耀湘。但这话一问出口，她又明白过来了，只是明白中仍夹杂着糊涂：“杜总告诉你的？——不对呀，他怎么知道我见过廖长官？”
邱清泉忍着笑说：“我们作个公平交易。你先回答，我就告诉你。”
阮静秋满腹狐疑。廖耀湘告诫过她不要有任何试图劝邱清泉投诚的念头，更别做这等无望的尝试，否则她绝没有好果子吃，因而她纠结半晌，也只敢和他商量劝杜聿明回南京的事，从一开始就没把主意打到他身上。这话无疑也是不能明言的了，她回忆起那日长沼公园里短暂的交谈，从中择选了某一句决定性的话语，回答道：“他说，他不后悔。”
邱清泉点头道：“这就是了。无论你或者我，拿方才那一大通话劝他都没有什么作用，这正是根本的原因。或许他还会告诉你一大通纸面上的理由，什么‘不想做逃兵’‘不能擅离职守’‘军人的责任与荣誉感’‘效忠党国’之类，但归根究底，他也和建楚一样不后悔。”
阮静秋望着他，意识到这话显然也是他自己的剖白。她不由心情复杂地：“我好像终于明白了一点。大概五军是个古怪的磁铁来的，不偏不倚，正把你们这一群怪人吸到了一起。你们为什么都这样坚决？为什么已病重到了这般地步，也依然不后悔？”
邱清泉只是说：“在我看来，你把别的事情都想得很明白，唯独没有看明白你自己。你先好好想一想，光亭为什么偏偏在那个时候叫你去沈阳，又那么巧合地叫你和建楚遇上？”
他没有回答她的疑问，反而抛出了一个让她呆愣当场的问题。李副官这时过来叫他，说李弥和孙元良等几位兵团司令都到了，是时候一同去商议宿县失守后的应对办法。他于是向她挥一挥手，嘴里叼着烟头，马靴在雪地里踏出一个个足印，很潇洒地离开了此地。
阮静秋回去屋里，边瞧着杜聿明疲惫的睡颜，边想着邱清泉方才的话。这问题并不是无解的，且答案此时已经呼之欲出——他正是考虑到了他们多年的情谊，又预感到了锦沈最坏的可能，于是慷慨地为他们创造了这最后话别的机会。打从徐州剿总忙乱起来，她一直没有顾上去想廖耀湘，在心理保护机制的作用下，只有不想才能有效规避思念和痛苦。北平此时还没有解放，离功德林的故事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他此时应当是被就近安置在抚顺，或是东北野战军掌控得更久、更完善的佳木斯或哈尔滨。徐州冬雪飘飘的时节，东北早已冰霜封冻了，不知他过得好不好？除却彻骨的严寒，满盘皆输、身陷囹圄的苦闷无人可诉，他心中该多么煎熬！
在那时，她确实仍没有看明白自己。即使邱清泉已经提点到了如此地步，她也没有往更深一层去想，大概有些人和事是上天注定了的，只有在不早不晚的时刻才能恰好看破。正在她发愁的时候，杜聿明总算醒过来，他模糊地记得昏迷之前隐约听见了她的声音，这时看她坐在身旁，便勉力向她笑了一下：“你还在。”
阮静秋连忙凑上前：“在。邱长官说，他先和几位司令开会去，留你
', ' ')('在屋里多歇片刻。”
杜聿明挣动了一下，似乎是要起身。阮静秋叫了尹副官过来一同搀扶，杜聿明环顾屋内，又望一望他俩，说道：“这个会很要紧，我不好缺席。”
但他自己分明又起不了身，连坐起来也嫌费劲。见他目光十分恳切，阮静秋和尹副官对视了一眼，建议道：“不如叫长官们来这里开会。”
尹副官瞪大眼：“这样不就闹得人尽皆知了？”
阮静秋抓抓头：“瞒是瞒不住的，总要有个由头解释才行。——就说感冒，三天就好！”
同时容纳着一张行军床和六七个人的办公室变得拥挤了许多。
杜聿明的声音很轻，但足够让在场的每一位将军听清楚他吐出的任何一个字句。他极少停顿以用于思考，也绝不滥用之乎者也那些让人显得貌似腹有诗书其实毫无意义的冗余。他面前不远处的书桌上平摊着军用地图，比行军床略高一些，使他很难以靠坐着的状态清晰地辨认那上头密密麻麻的城镇、道路与河网，更不要提他的视力近年始终呈下降趋势。但他的陈述甚至比地图的描绘更加精确，将其形容为“地图烙在了脑袋里”或许还不够准确，可能烙在他脑袋里的不光只有几张纸和沙盘，还有整个华东战场广袤的土地。这时的他不仅足够冷静，甚至还是相当冷酷的——这也无疑是他最有魅力的时刻。
众人大多随身带了纸笔记录会议要点，邱清泉向来不这么干，他站在一旁认真地聆听并凝视着他。杜聿明远不如许多国府大员那样复杂而有城府，当然这不意味着他缺乏政治智慧，只是他不屑于将头脑用于政治利益的谋算，而使自己显得深不可测、难以捉摸。他也绝不可能单纯，尽管这副病体残躯容易给予一些人错误的印象，又或者说，他外在的形象及身患的病症总会让人对他在一场战争中的身份与所发挥的作用产生盲目的质疑。邱清泉打量着他此刻满面的锐利与果决，心中半是感慨半是喟叹：谁敢相信片刻以前他还病得起不了身？
会议进行了不到两个钟头，较平时缩短了将近一半。杜聿明闭上眼，在脑海中迅速地回顾方才的会议进程，觉得应当没有什么遗漏，便在几份电报及文件上签了名。那些支撑他端坐的肌肉暂时得到放松，连带着脑袋里的神经都松懈了下来，他揉了揉眉心，抬头见邱清泉还在远处依墙站着，一条腿伸展，另一条腿略微弯曲，显然是个心不在焉的姿态，于是连句多余的话也懒得说，只抬起眼睛向他望了过去。
邱清泉见杜聿明看向他，又立刻站得笔直，大踏步地走到他床边。
结果副总司令一开口还是和他谈公事：“校长要你二十号之前打过大许家，到底有把握没有？”
邱清泉极为讨厌在这类问题上给出模棱两可的回答，但对方是杜聿明，他再如何虚弱，也不可能任由他人搪塞过他锐利的眼睛，更何况，邱清泉固然不愿意使他失望，但更不愿意在他面前夸口乃至撒谎。他于是说道：“可以，只要再给我十二万发炮弹，和一个兵团的有锐气的士兵。”
杜聿明合上了文件夹。他有些无奈：“我知道你和李弥在搞什么。一面要进攻，一面又要保持和徐州的联系不中断，否则再像潘塘那样冷不丁冒出来一股敌人，徐州和徐东就成了两锅饺子。可潘塘的战事至少说明，共产党的‘胃口’，或许没有看起来那样大。”
邱清泉道：“半个月以前，我也认为共军至多是空有胃口，而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肚子。但仗打到现在，他们摆明了是宁可撑破自己的肚子，也要包这顿‘饺子’了！刘总司令和南京那些人只看得到徐州及陇海线守备，可这些都只是‘配菜’，殊不知从一开始，共军就是冲着华东战场上的七个兵团来的！”
他的语气有些急，于是观察着杜聿明的神色，停顿了一下才接着说道，“南京既然要打，我服从命令就是，横竖不过两个结果，要么黄百韬先完蛋，我们撤回徐州，要么我和李炳仁打成光杆司令，和他黄百韬前后脚跳进这口大锅，大家一起完蛋！”
他越说越觉得闷气上头，抬脚就往房门走。杜聿明对他何其了解，知道他不是真的要甩手走人，于是轻叩了叩金属床架，开口叫道：“雨庵——”
邱清泉果真停下脚步。副总司令开会时的言谈多么流畅，对着此刻情绪不佳的第二兵团司令官，却比平常多花了许多时间思考，才耐心地劝解道：“其实我们所想的是一样的。我们都有各自的为难甚至抱怨，可如果心中不是有着忠诚之念，现在谁也不会坐在这里。”
邱清泉吃软不吃硬，在杜聿明面前更是给坡就下，听了这话，转头看向他：“你告诉过我，几个月前你经过北平的时候，对傅作义也是这么说。我很好奇，他是怎么回答的？”
杜聿明坦率地答道：“他说，只有忠诚是不够的，还反问我，‘希望在哪儿’。”
邱清泉原本就对傅作义对锦沈会战作壁上观颇有怨言，廖耀湘现在生死不明，新一军、新六军在东北折戟沉沙，他认为傅作义在其中至少要负一半责任。因此，他更不可能认同对方的说法了，冷笑着讽道：“口口声声说着
', ' ')('‘希望’，心里想的恐怕都是‘借口’。我看，他还活在中原大战的时候，以为中央军全完蛋了，他‘华北王’的位子反而能坐得更稳当。哼——他且去找他的‘希望’吧，不是在枪口，就是在牢房！”
杜聿明虽然与傅作义算是有些私交，对方为他的病情也做了许多关照，但他不能因此而忽略对方间接造成锦沈会战失败的事实。当时他就明确对傅作义放弃正面决战而搞偷袭的策略表示了质疑；更不要说这一策略作用寥寥，还被对手在广播里公然嘲讽了一通，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他平静而坚决地说道：“事在人为。希望从不是干等着从天上掉下来的，比起乞求什么仙神的垂怜，我宁可只靠自己。”
他的态度正和方才他所预料的一样，让邱清泉恍惚间还以为回到了昆仑关大战时的那段岁月。临走前，他在门口停下脚步，回身问道：“照你的判断，黄百韬还能坚持几天？”
杜聿明闻声抬起头，眼镜从鼻梁上往下滑落了一些。他推了推镜腿，叹道：“不会超过二十二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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