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克多-亨利离开马尼拉那一天，日本驻罗马大使馆为日本和美国的新闻记者意外地举行了一次招待会。目的似乎是故意表示亲热，以抵消关于战争的议论。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约娜塔丽一同去。她从来没有在晚上离开过她的婴儿，再说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又加上她不大喜欢那个男人，但是她终于接受了邀请，匆忙地请了一个女裁缝来，把她的最宽大的衣服放大了。离开旅馆的时候，她给一个慈爱的女仆写了长长的一列指示，怎样替婴儿洗澡，怎样喂孩子，使得那个女仆笑了。关于要在太平洋打仗的谣言耗损了娜塔丽的神经，因此她也希望在招待会上听到一些具体的消息。
她带回来一个奇怪的故事。在美国客人中间，有一个叫做赫布-罗斯的电影发行人，他在罗马保留了一个办事处。赫布在会上说日语，使得一个冷淡、生硬、无意义的招待会多少充满了生气；这时才知道，他在东京也设立了一个同样的办事处。赫布是个身材高大、面孔漂亮的加利福尼亚犹太人，他请罗马最好的裁缝做衣服，意大利话说得很流利，直到他说英语的时候，他一直象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到这时，他的谈吐听起来才象是个干电影一行的：说话俏皮、尖酸刻薄，还有点粗鲁。
这位赫布-罗斯已经买了去里斯本的飞机票，和杰斯特罗一家人乘同一架飞机。他在这次招待会上特地走到娜塔丽跟前，把她引到一个墙角落里，吞吞吐吐地告诉她说，明天早上九点她和她的叔叔一道到圣彼得大教堂去，站在米开朗琪罗1雕刻的圣母怀抱耶稣尸体的雕像附近。他说，可以给他们找到一个机会尽快离开意大利，经过巴勒斯坦逃走。赫布相信，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是一天一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逼近了。他本人也从那条路逃走，把到里斯本的飞机票放弃。此外他不愿再对她说什么。他请求她，别在旅馆内议论这件事情。她从招待会回家以后，在威尼托大道上寒冷的细雨中一边散步一边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她的叔父。埃伦的反应是怀疑，但他同意他们最好还是到圣彼得教堂去一趟。
1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刻家。
第二天早上，他的心情非常烦躁。他一向喜欢天蒙蒙亮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十一点钟。他说晚上心烦意乱地睡不安稳，只睡了很少几个钟头，把清早花在这种牵强附会的差事上真是莫大的浪费。再说，没有暖气的旅馆里那种寒冷的潮气，已经使他新得了伤风感冒的毛病。他两手塞在大衣口袋里，蓝色的围巾裹着脖子，戴着给雨水淋得僵硬的旧灰毡帽的头耷拉下去，他紧靠着侄女身旁一步一拖地顺着威尼托大道向停留出租汽车的地方走去，象一个小孩子到学校去一样。
“巴勒斯坦哪！”他嘟囔着说“唉，那是比意大利还要危险的地方。”
“听赫布说情况不是这样。他说，当前最要紧的是，不管用什么办法马上离开这儿。赫布认为实际上一夜之间全世界就会打起仗来，这样我们就永远出不去了。”
“可是赫布离开的办法是不合法的，不是吗？他的出境签证是到里斯本去的，不是到巴勒斯坦去的。那么这就是一桩冒险的事儿。处在象这样一种动荡不定的局势，首先的原则就是不要给当局一个最微小的借口，”——杰斯特罗挥动一根僵硬的指头表示警告——“让它来反对你。服从命令，让你的证件确切可靠，把你的头低下去，把你的精神振作起来，让你手里保存着现款。这是我们古老的民族智慧。最重要的是，不要越出法律的范围。”他打了几次喷嚏，擦了一擦鼻子和眼睛。“我一向不喜欢罗马的天气。我认为这是荒谬无益的事情。巴勒斯坦啊！到那里你离开拜伦甚至更远，我离开文明也要更远了。这是一个地狱的洞坑，娜塔丽，一片充满苍蝇、阿拉伯人和疾病的沙漠地带。愤怒的阿拉伯人定期起来暴动和屠杀。我写关于保罗的一本书的时候，曾经计划到那儿旅行一次。但是我打听了几次以后，马上把我的计划取消了。我转而到希腊去。”
人们在出租汽车站排了一个长队，但是出租汽车很少。他们在九点钟以后才坐车到达圣彼得大教堂。他们从太阳底下匆匆地走进大教堂的时候，温度降低了几度。杰斯特罗打了几个喷嚏，把围巾往脖子上围得更紧些，并且把衣领翻上去。圣彼得大教堂静悄悄的，简直空空荡荡，而且非常阴暗。到
处都有戴黑色披巾的女人在摇曳不定的惨白色烛光下作祈祷，成群的小学生跟在教堂司事的后面，游客们倾听向导的讲解，但是这一切都消失在浩渺无边的庄严里面了。
“这是意大利大教堂中我最不喜欢的一个，”杰斯特罗说。
“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为了征服和麻醉而建造的。嗯，圣母怀抱耶稣尸体的雕像在那儿呢，那倒是很可爱的。”
他们走到雕像跟前。一个德国女向导站在雕像旁边，认真地在向十多个拿照相机的条顿人讲解，她讲解的时候，大多数条顿人都在看导游手册而不去看雕像，好象要核对女向导是不是讲得完全。
“毕竟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件艺术品啊，娜塔丽，”那些德国人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杰斯特罗说。“这个可怜的死去的年轻的基督，软绵绵地躺在年岁并不比他大多少的圣母马利亚的膝头。两个人都是那么温柔，那么栩栩如生，那么年轻！他是怎样用石头雕成这样的呢？当然它不象摩西的雕像，是不是？那是什么也比不上的。在我们离开罗马以前，我们一定再去看一看摩西的雕像。别让我忘了。”
“杰斯特罗博士，您管它叫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吗？”有人用德国话说。说话的人中等身材，三十岁左右，长得有点肥胖，在一件红色运动衫外面罩一身旧花呢短外衣，挂在脖子上的一具莱卡照相机晃来晃去。他曾经和那群人跟向导在一起，但他故意落在后面。他把夹在胳膊下面的一本书拿出来，那是一本英国旧版的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外面的包封已经磨损了。他笑嘻嘻地把书背面上作者的照片指给杰斯特罗看。
“对不起，”杰斯特罗说，他好奇地盯着那个人。“这张像片看了叫我泄气。我早已衰老得认不出了。”
“显然不是这样，因为我就是从这张像片上认出您来的。我叫阿夫兰-拉宾诺维茨。亨利太太，您好！”他改讲清晰的英语，只是口音有点怪，也有点粗重。娜塔丽怯生生地向他点了点头。他接下去说：“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我问过罗斯先生还有没有别的美国犹太人留在罗马。知道了埃伦-杰斯特罗博士还在这儿，使我大吃一惊。”
“你是在哪儿捡到那本书的？”杰斯特罗的口气有些调皮。一点钦佩的暗示都使他感到温暖。
“在这里一家卖外国旧书的店里买到的。我早已读过这部著作，真是一部杰作啊。来，我们围绕大教堂走一遍，好不好？从前我没有来这儿参观过。明天四点钟，我就要趁涨潮的时候从那不勒斯开航了。你来吗？”
“你要开航？你是一位船长吗？”娜塔丽问。
那个人微微一笑，但是等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又露出严肃的神情，样子有点可怕。他的短而粗的脸有点象斯拉夫族人，而不象闪族人，他的两只眼睛小而伶俐，浓密的淡黄色鬈发低低地长到额头上。“不完全是这样。我已经包租了这只船。这不会是孔拉德1式的航行，船是旧的，小的，它装运皮革、脂肪、马匹和大西洋沿岸的这些东西。所以船上的气味是别致的，但它会把我们运到那里。”
1孔拉德（1787-1865），美国费城人，模渡大西洋轮船航行的创始人。
娜塔丽说：“一次航程有多远呢？”
“啊，那要看情况了。今年的定额早已满了。所以我们可能要绕道。”
“什么定额？”杰斯特罗说。
这一问使拉宾诺维茨吃了一惊。“怎么，教授，英国人每年只允许少量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去，以免太激怒阿拉伯人。这件事你不知道吗？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关于这件事我想坦白地说出来。依照目前的情形，我们总可以一直把船开到巴勒斯坦去，也可以开到土耳其去，然后从陆上继续前进——叙利亚-黎巴嫩，再穿过山脉到加利利“那么你是说非法入境罗，”杰斯特罗声音显得严厉。
“如果说一个犹太人回自己的故乡算是非法的，那么您说对了。我们不认为这是非法的。横竖我的乘客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都是从德国人那里逃出来的难民，所有别的国家都对他们关了门，包括你们美国。他们不能只是躺着等死啊。”
“我们的情况不是这样，”杰斯特罗说“你提出的办法是不安全的。”
“教授，您在这儿也并不安全。”
“你属于什么机构？同时你收多少费？”
“我的机构？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们把犹太人从欧洲运出去。至于船费——嗯，这可以慢慢谈。你可以问罗斯先生。钱是次要的，虽说我们干什么都少不了花钱。事实上，我
来到罗马就是为了弄钱。我会见罗斯先生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一旦我们到了巴勒斯坦——以后怎么办呢？”
拉宾诺维茨朝他亲切地、愉快地望了一眼。“唷，为什么不留在那儿呢？我们有那么一位伟大的犹太历史学家，是会感到很荣幸的。”娜塔丽插进来说：“我还有一个刚满两月的小娃娃呢。”
“是的，罗斯先生讲过。”
“一个小娃娃能够走那么长的旅程吗？”
拉宾诺维茨在大祭坛旁边停下脚步，用赞美的目光凝视着螺旋形柱子。“这座大教堂多么华贵、多么美好啊。真是登峰造极了，您说是不是呢？象这样的巨大人工，都是为了崇拜一个被罗马人处死的穷犹太人。现在这座建筑物俯瞰着整个罗马城。我想我们应该感到荣幸。”他咄咄逼人地直盯着娜塔丽的眼睛。“我说，亨利太太，你听说过从波兰和俄国传来的消息吗？恐怕您应该冒险把你的小宝宝带出欧洲去。”
埃伦-杰斯特罗亲切地说：“战争时期，各式各样的消息都会听到的。”
“拉宾诺维茨先生，我们要在九天内离开这儿，”娜塔丽说。“我们的飞机票都买定了，许可证也领到了。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们弄到手的。我们要坐飞机回国去。”拉宾诺维茨用一只手捂住脸，摇晃着头。
“您身体不舒服吗？”娜塔丽摸一摸他的胳膊。
他松开了一道皱起的眉毛，苦笑了一下。“我有点头痛，可是现在好了。您瞧，赫伯特-罗斯先生也有飞机票呢，他却要跟我一道到那不勒斯去。要是你们跟我们同路，我们是欢迎的。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即使我们愿意考虑采取这个不顾一切的行动，我们也不能换一个出境签证啊，”杰斯特罗说。
“谁也没有出境签证。您只作为上船送客人的。开船的时候，您作为忘记上岸就得啦。”
“要是出了一桩毛病，我们就永远走不出意大利了，”杰斯特罗坚持说“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
拉宾诺维茨朝他的表望了一眼。“说句老实话。我怎么也不敢担保您走得成，杰斯特罗博士。罗斯先生告诉我你所遇到的麻烦。我不认为这些都是偶然的。恐怕您是某些人叫做头等货的一种人，”——他用他流畅的德语犹豫地说出了这个美国土话——“那才是您的真正问题。有一天意大利人可以利用您大做交易，所以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要走的时候也是可以出些毛病的。可是，能够会见您真是莫大的光荣啊。要是您同意去，我们可以多谈一些。关于您的那本书我有很多问题。您的耶稣跟这没有多大关系，是不是？”他用两手朝着整个大教堂一挥。
“他是一位犹太人的耶稣，”杰斯特罗说。“那就是我的论点。”
“那么请告诉我一件事情，”拉宾诺维茨说。“这些欧洲人崇拜一个被谋杀的穷犹太人，那个您写得那么出色的年轻犹太法典学者——在这些欧洲人看来，他就是上帝——但是他们却又一直继续不停地屠杀犹太人。一个历史学家怎样解释这一点呢？”
杰斯特罗用在课堂里讲课时那种舒舒服服的、含讥带讽的口气回答，这种口气和当时环境是极不相称的：“对，你应该记住，他们在内心深处多半依旧是挪威的和拉丁的异教徒。他们一向为他们犹太上帝的犹太法典中的伦理道德所激怒，
因此他们可能从那些信仰同一宗教的人身上发泄他们的愤怒。”
“我从来没想到过那种解释，”拉宾诺维茨说。“这是你应该写出来的一个理论。好，我们就这样抛开这个问题不谈吧。我相信，您是会把这件事再考虑一遍的。今晚六点钟罗斯先生要打电话给您，问您要不要歌剧院的票子。要或者不要，告诉他一声就行了。”
“好，”娜塔丽说“我们非常感谢您。”
“感谢什么？我的任务就是把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去！您的小宝宝是女的还是男的？”
“男的。可他只是一半犹太血统。”
拉宾诺维茨狡猾地笑了笑，匆匆地挥一挥手表示再会，说：“没关系，咱们可以带他走。咱们需要男孩子。”说罢，他就快步走开了。当他肥胖的身影消失在正在离开圣彼得大教堂的一群旅客中间时，娜塔丽和她的叔父迷惘地彼此对望着。
“这地方很冷，”杰斯特罗博士说“而且非常沉闷。咱们到外面去吧。”
他们在大广场的太阳下面散了一会儿步，把这件事情又商量一遍。埃伦倾向于马上打消这个念头，但是娜塔丽主张多考虑一下，或者跟罗斯商量一番。她一想到他要走，心里就很不安。杰斯特罗指出，罗斯并不象他们那么安全。一旦美国和意大利之间爆发战争——那是对日危机中的一个威胁——大使曾经答应为他们在外交人员列车上留两个座位，和新闻记者及大使馆人员一同离开。罗斯可没有这种保证。今年初，大使馆一再提出警告要他离开，他情愿担着风险留下，现在他可要承担后果了。如果他要冒险试一下非法出境，那并不是说他们两人也有必要这样做。
在旅馆里，娜塔丽发现娃娃已经醒来，而且非常烦躁。这个娃娃似乎太小太柔弱，让他在海上航行恐怕经受不住，何况这次航行连目的地都不明确，更不用说不合法了；坐在一只拥挤的破船上航海——毫无疑问食物、水、卫生条件和医疗服务都很有限——还可能让途跋涉穿过山地：终点是一个原始的、不安定的地方。的确，娜塔丽只消朝她的娃娃望一眼，她的主意就打定了。
罗斯准时在六点钟来了电话。“喂，你要歌剧院的戏票吗？”在电话里，他的声音是亲切的，又仿佛有点焦灼不安。
娜塔丽说：“赫布，我想我们不去了。多谢你那位替我们弄票子的朋友。”
“娜塔丽，你在犯一个错误，”罗斯说。“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上演了。你打定主意了吗？”
“打定了。”
“祝你幸运，年轻人。我是肯定要去的。”
在凉爽的清晨，在远方传来的教堂钟声中，杰妮丝-亨利离开了家，驾车向珍珠市驶去。维克多在七点钟把她吵醒了，咳得非常厉害。他发热几乎到了华氏一五度。医生在电话中打着哈欠，开了个用酒精擦皮肤的药方，以便把娃娃的热度降下去。但是家里没有擦皮肤用的酒精，所以她先把止咳药让这个发烧的、浑身淌汗的娃娃吃下，自己动身到市里去，留下那个中国保姆照料孩子。
从山顶望出去，在从海面上刚刚升起的白色太阳照耀下，港口完全是安息日样子。舰队正停泊在港内，在朝雾中一字儿排列在停泊所：三三两两的巡洋舰、油船和供应船，成群的灰色驱逐舰和扫雷艇，一簇簇的黑色潜艇。在福特岛外面，战列舰威严地排成两列，白色的遮阳篷已经架起；在附近的飞机场上，几十架飞机机翼左右衔接，排列成好几行，安安静静地停在那里。在船舰上，码头上或者机场上，简直看不见一个人在走动。也没有一只正在航行的大船扰乱港口明镜般的海面。只有几艘去参加教堂集会的小船，载着很少几个穿白军服的水手，在平静的绿色水面上行驶，激起小小的v字形波纹。
杰妮丝从汽车里出来，寻找她丈夫的船只。使她失望的是“企业号”航空母舰不但不在港口，海上到处都不见它的踪影。她一直盼望着他能在星期日早晨回来。她从汽车的工具箱里取出望远镜，向天边仔细观察。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只四烟囱的旧驱逐舰的烟囱伸出水面，船身已经埋进水里。华伦去了以后，到星期二该是两个星期了。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手里抱着一个生病的娃娃，过着一种腻烦透顶的生活。这是什么样的生活！这多么叫人腻烦！
昨天晚上，由于寂寞无聊，杰妮丝接受了她早已认识的一位中尉的邀请，到军官俱乐部跳了一夜的舞，他是在彭萨科拉淘汰下来的，目前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服役。维克已经咳嗽了好多天，不过他的体温一直正常。当然，她要是早知道他病得这么厉害，就决不会在外面一直呆到三点钟以后，又是跳舞又是喝酒了。但她依旧感到内疚和恼火，对这种愚蠢的生活腻烦到了极点。
自从去华盛顿回来以后，她一直越来越觉得腻烦，她觉得自己嫁的不是一个堂堂一表的风流公子，而是一个有狂热事业心的海军军官，他有时对她恩爱备至，但大部分时间几乎眼里没有她这个人。谈情说爱充其量只占很少时间。在二十三岁上就做一个给海军看婴儿的临时保姆，杰妮丝-拉古秋到头来会有什么结局呢！她在舰队司令部做半天翻译电码的工作，免得跟随军家属一道疏散，但那也是一种又沉闷又劳累的工作。杰妮丝有时非常想反抗，但到目前为止，她什么也没有对华伦说过。她害怕他。不过她迟早要跟他摊牌，即使闹离婚也在所不惜。
在十字路口的一个绿色木头小房子里，一家小杂货店正在开门营业，两个胖胖的日本孩子在东倒西歪的门廊内玩耍。很幸运，这个杂货店储备了一些稀奇的杂货，这样她就可以不用把车子远远地开到市镇上去了。她刚走进店去，忽然听到港口上空响起一阵炮声，正如几个月来在实弹演习时断断续续地听到的那样。
店主正站在柜台后面喝茶。这是一个黑头发的矮小日本人，上身穿一件花运动衫。在伸手够得到的货架上，整整齐齐地堆放着各种货物：罐头食物、药品、平底锅、扫帚、糖果、玩具、汽水和杂志。他站在悬挂着的一条条干鱼下面，微笑着点头招呼：“要擦皮肤的酒精吗？好的，太太。”说着，他就从背后绿色的帘子中走进去。炮声越来越猛烈、响亮，飞机在上空轰鸣。她想，真怪，怎么这个时候搞起演习来了，在星期日清晨军旗升起之前；不过，也许这样做是很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