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加木错，谢谢您，真的谢谢您，我替我的战友和所有可可西里的野生动物谢谢您！”加木错抹了一把眼泪，红肿着眼睛看着政纪用有些生疏的汉语说道，说道激动之处，竟然噗通一声跪了下来。
“我知道你们的困难，你们的组织，我也会长期资助的，你们守护了人类的灵魂，你们是国家的英雄，”政纪马上将他扶了起来，他的眼角有些湿润，是怎样的无奈和压力，才能让眼前这个马一样壮硕的汉子，为了自己这些微不足道的援助而做出这样的动作，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要帮助他，
听到政纪的话，加木错的眼眶更加的红了，这些年来，他和他的队友所承受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在保护可可西里，却没有编制、没有经费。他们在与盗猎者和荒原恶劣环境做斗争的同时，还不得不与来自背后的各种力量较量。有件事情，他们不能自己要讲出来告诉所有的朋友们。
他还记得他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情景，迎接他的只有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号称生命禁区的可可西里，以及横行在这片土地上的各种邪恶势力，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他愿意这样做，也愿意像死去的弟弟那样随时献出自己的一切。”
1995年，他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时，治多县委给工委的小车加了84公斤汽油。因为治多县市贫困县，这便是政府给西部工委野牦牛队惟一的资助，当然能让野牦牛队维持下去的原因除了社会捐款外，还有州上给予自由处理藏羚羊皮子的决定。
除了三支枪，在没有任何资金的情况下，1995年10月7日，在可可西里，在青藏公路八工区一顶帐篷内组建华国的第一支武装反偷猎队--西部工委野牦牛队（野牦牛是高原的保护神，温顺忠厚、吃苦耐劳，但是一旦侵犯了它，即使是一辆正在行驶的卡车，也会被它掀翻。）他们前任书记索南达杰牺牲了，今后怎么办？
他永远记得，那天和重新组建的西部工委全部58名干部职工在索南达杰遗像前宣读了自己的誓言：“我们从内心深处怀念和理解牺牲的先烈。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肩负人类的重托，保护藏羚羊。我们也认识到，保护它将会有流血牺牲。我们认定今天的艰苦奋斗，必将换来明天的光辉灿烂!”
这誓言是为了保护动物，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这誓言篆刻在华国西部一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却在国际上展示了华国在新时期的伟大形象。
他记忆最深刻的，还有那是发生在“西部野牦牛队”返回巡逻的途中的惨案，他曾亲眼看见几只双眼还未睁开，嗷嗷待哺的小藏羚羊叼着母亲血肉模糊的**，而母藏羚羊的皮已被偷猎者剥走了。死去已经多时，怒不可遏的他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曾对抓住一个盗猎分子咆哮如雷：“你看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除了心理上的痛苦之外，在可可西里，他们不仅要和全副武装的偷猎者激战，更要和残酷的生存环境进行搏斗。有一次，他跟着队长进入可可西里巡查时，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两根冰凉的火腿肠，有一天，他们竟然没有找到一滴水，第二天一早，渴了一天的他一走出车门就趴在稀泥地上，埋头去喝车辙里积存的泥水，其他队员也纷纷效仿吸起泥水来……
加木错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之所以不在县里的办公室里坐着，跑到这要命的深山来，一方面是为了一种亲情，我要为所有为此牺牲的战友报仇，这个帐我要记在所有盗猎分子身上；另一方面，我就不信华国没有环保，别人不做，我来做！”
可可西里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曾经成都电视台的编导彭辉三进可可西里拍摄纪录片《平衡》，换了4个摄像助理，助理们说，这里太艰苦了。
野牦牛队在方圆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地区巡逻，每次都要往返十几天，必须带够油料和给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怕盗猎分子，他手里有枪，我的手里也有枪，我怕大自然。那里面几百里，一个人也没有。一旦天气变化或是车子陷了进去出不来，弄的不好真的会把人困死在里头。有一次，三个队员困在里面，走了三天三夜才走出来，耳朵冻的直流水，他现在想起来就十分痛心。
政纪和宋玉胡雨三人，静静的听着加木错用他不熟练的汉语一字一句的回忆着这些年的经历，他们的心中都是深深的钦佩和感动，什么是英雄？英雄不只只是在战场上用生命捍卫国家的人，他们也是英雄，他们甚至更为的伟大，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维护着这大自然和人类微弱的平衡，用自己的一切，保护着这美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