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书地理制》称:“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这当然是农业时代的地图。你可以想象那时候的地图编绘者,大多时候只能以舟船代步,因此凡河流总是记录周详;最关心水源与灌溉,因此渠堰塘坝决不遗漏,田地与山林的标记也力求准确。
同样的道理,你可以想象工业时代的地图编绘者,是一批西服革履的新派人物,出行有机器相助,于是行舟的河道让位于火车和汽车的交通线;最关心矿藏与冶炼,于是矿区与厂区的位置在地图上星罗棋布地冒出,沿海的贸易港口也必然醒目。至于渠堰塘坝,如果不宜完全删除,也只能在视野里渐渐隐没。
你还可以想象西方殖民地图的编绘者,是一些挎着单发手枪和喝着葡萄酒的将军,在轰隆隆的一阵炮击后踏上了新的土地,既不懂当地的农业也不太在意当地的矿业,没有什么工夫去考察或者测量,更没有必要去顾及河势、山形以及族群分布对于划界管理的意义,于是新的地图在庆典或谈判中产生,在占领者的鹅毛笔和三角板下产生,一顿饭的工夫就可以把世界重新安排——很简单的事情么。美洲与非洲的很多国界就是他们的杰作,一条条生硬的直线,沿纬线或经线划定,透出下笔者当年的仓促和漫不经心,透出欧洲将军们简捷明快的风格。
文明还在演变。对于眼下的有些人来说,农业的、工业的以及军事占领者的地图都不重要了。一个消费的时代正在到来,旅游图与购物图成为了他们更常用的出行指南。这些地图在车站、机场、宾馆、大商场、旅游点一类地方出售,附录于图的,多是高档消费场所的广告,多是出售珠宝、首饰、古董、高尔夫、自然风光、名牌时装、别墅、美食甚至色情的地方。谁都看得出来,这些地图是为什么人准备的,是为这些人的什么准备的。任何人都能够在这些地图面前意识到,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好多国家或地区,农业和工业都不再是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获利最丰的新兴行业,恰恰以远离自然物质为普遍特征,所需原材料微乎其微,赚钱常常只靠一个人脑和一台电脑,写字楼几乎就是生财的最大印钞厂。人们还需要那些过时的地图吗?
高速公路和喷气客机的出现,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原有关系。时间而不是空间成为距离更重要的内涵——这需要一种更新的地图。老地图以比例尺和实际长度实测为基准,作为马车夫和帆航水手时代的产物,只能描述一个刻板和同质的三维世界,对于今天的很多旅行者来说,不再有什么意义。长与短,让位于慢与快。根据交通工具的不同,从上海到郊县的渔村,可能比从上海到香港更慢。从北京到洛杉矶,可能比从北京到大兴安岭林区的某个乡镇更快。随着时间因素的引入,随着金钱兑换时间成为可能,随着高速公路和喷气客机航线的延展,一种四维地理学几乎呼之欲出:在这种新地理学里,各大经济核心地区之间实际上有了更紧密和更近切的联系,核心地区和附近边缘地区之间的距离反而遥远——我们不妨把这种距离称为“时间性空间”。一个香港富商搭“波音的”,把波音飞机当作随手招停的街头的士,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上海、北京、台北、东京、新加坡之间来回如梭,感觉就是推开篱笆门在村子里串一串门。他若想跳出这个现代化交通网络,试着到本土的渔村或林区走上一遭,倒会有关山无限前路茫茫的为难——他可能会圆睁双眼:哇,拜托啦,那么远的地方怎么去?
一种隐形的四维地图,正是当代强势者们感觉中实际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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