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同治十二年，西历1873年，报纸这东西在中国大地已经不算稀罕玩意了。
虽然远没有民国阶段来的繁盛，但无论是广州的《羊城采新实录》，香港的《外中新报》，上海的《申江新报》【申报的前伸】、《上海新报》，还是宁波的《中外新报》，汉口的《昭文新报》，这些个通商口岸涉及到的城市都有中文报纸的身影在出没。甚至连北京都出现了《中西闻见录》，如此就更别提早二三十年就充斥在租界的英文报纸了。所以，上海租界里再诞生一个《大公报》，也不出奇异荒诞。
此报诞生已经年余，因为资本不大，更无硬朗的后台，所报内容也乏善可陈，一直来只能勉强生存着。可是这一回法越战争，却给《大公报》命运带来了转机，让它陡然成为了上海民众最受追捧的报纸。因为它详细报道了秦军入越之后的两场最重要战役：河内之战和顺化之战。
越南第二次与法国的战争，打开之初这档事对中国几乎没有影响。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越南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地方，涉及到属国安危和大清朝的脸面，关系的也只会是朝堂重臣，连不相搭界的地方官员对此都不理会。直到越南国书求援北京，秦军奉命涉入越南战场，才陡然成为百姓们关注的热点。但这依旧没有让这些报刊的注意力，放到秦军的身上。因为这些中文报纸的新闻嗅觉和自我能力，还没达到这一境地。于是，《大公报》成为了吃螃蟹的第一人。
它的老板——王庆，当然没大方到派人到越南进行战地采访，他只是派人去了香港，并且让他的文员在香港雇佣一个懂英文的人做翻译，他自己也在上海本地雇了一个英文翻译，紧盯着上海英国殖民当局的喉舌——《字林西报》。每每遇到关乎法越战事的报道都第一时间汇总起来，然后第二次就变成中文报刊《大公报》上的一个个方块字。
那香港报业消息的灵通就不说了，只说《字林西报》这份英文报纸，多少年来就以重视时事、外交方面的消息著称，经常就中外关系、中国政局的等等问题发表看法，本身具有较浓的政治色彩。更重要的是，去年时候，也就是1872年，其与英国通讯巨头路透社远东分社（上海）签约，从此在中国长期独享该社电讯。可以说《字林西报》的消息灵通性，比之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庆派人去香港的解释是——此地处两广，临近战场，会有一些地区性的消息传到来。实际上却是一种红果果的掩护，王庆派去香港的人，正是上海站的成员。而王庆本人也用自己那‘痛苦’学来的一口半生不熟的中国式英语，以及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将自己成功伪装成一个小有资本，小有想法的中国新式文人。
一切的因果和来龙去脉都值得推敲，王庆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在上海滩取得了立足，也彻底打响了《大公报》的名头。
秦军河内大捷、顺化大捷，激起了上海民众绝对的爱国心。同时也让这些新闻报道迅速被全国各地的中文报纸转载，在北京都没正式接到刘暹报捷文书的时候，京津、湖广、陕西、河南、上海、两江、两广岭南等，半个中国的老百姓、士绅、官员，就都已经知道刘暹大胜法夷的喜讯了。
特别是津京地区，喜报传来，民众一时失声，但是在震惊反应过来后，整个民间顿时沸沸扬扬，热情澎湃如火，不可抑制。
本来刘暹在民间就有国朝第一名将的风头，这些就更是坐实了。就如上问说的一样，让老百姓们觉着自个腰杆儿都硬了几分！
整个大清，只要是消息传播到的地方儿，都沉浸了对法战事的讨论、赞美、鼓吹、激昂以及分析当中。
北京城的茶馆边地都是。这个时候你去茶馆瞧瞧，随便一座，一雅间，关于刘暹和秦军大胜的议论、赞美声就扑面而来。先前刘暹上书办铁路带来的诽议，被一扫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