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第三本传记，起初我不愿定下交哪家出版社，这样，我可以写写停停，自由自在。也记不起是哪年开始动笔的。应该是十年前就开始写的吧。
后来，我认识了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高艳华编辑。我们成了没见面的好朋友。我们为这部传记周旋已久，起初我仍不愿确定交稿。今年适逢爸爸诞生110周年，就不得不敲定下来，自然是由她所在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艳华不向我催稿，只是用压缩自己审稿时间来感动我。我不能让她太辛苦呀，必须尽快交稿。这以后，我就紧张起来。晚上一躺下去，想的就是这传记的内容，有时想到失眠的程度。每想起一个必须加入的内容，连忙记下。床头常备纸笔，暗中摸黑写下备忘。甚至半夜醒来，也会如此。这段时期好比一块大石头压在身上，日子难过啊！我毕竟已是80高龄了。
写《潇洒风神》时，我只花了中说，那一年我和李家大妈之间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我问李家大妈雨是从哪里落下来的，她说是“天上菩萨”落下来的。我又问她是否天上菩萨面盆里倒出来的，她说“对的”，还夸我聪明。可是当我问她面盆在哪里时，她却责备我不该要面盆来玩水，说弄湿了衣服姆妈要骂的。由于她误解了我，我委屈得号啕大哭。爸爸那时正在楼下西间的书房里，我和李家大妈对话的全部内容他都听见，爸爸理解我哭的意义，他从我的哭声中悟到了：这就是“标题音乐”。
关于这段对话，我自己不记得了。我小时候是不受人注意的，爸爸在文章里提到我姐姐哥哥不止一次，而写我小时候的只有这一篇。虽然只有这一篇，却是专门写我的，我感到不胜荣幸。这篇文章于同年（1933）8月1日发表在《文学》月刊上。
我对李家大妈的感情甚至到了护短的程度。记得有一次她坐在扶梯间里做针线，看见桌上放着我二姐玩儿用的一盒珠子，五颜六色的，实在好看，她便偷了几颗放到旁边的针线盒里，偏偏被二姐从楼上望下来看见了。二姐没有骂她，只是趁她不在时，悄悄地把珠子放回了自己的盒子里。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我竟袒护李家大妈，趁二姐不见，又把珠子送回到李家大妈的针线盒里。现在回想起来真好笑，这不是助长她偷东西吗！
说起偷东西，还有一件可笑的事。管我大姐的那个保姆有一次偷了东西，被妈妈发现。妈妈是个善良不过的主母。她悄悄地把东西拿了回来，没有追究她。谁知那保姆发现后，反而埋怨妈妈说：
“我拿了来，你又拿了去！”
她是绍兴人，是用绍兴口音说的，把“拿”说成“duo”（夺）的音，所以更显得可笑。妈妈对此竟无可奈何，只是作为笑料讲给我们听。偷东西当然是不好的行为。不过当时的保姆不像现在报上看到的某些保姆那样丧心病狂。她们只是拿一点生活用品。她们心里可能会想：“你们家有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多东西。我家却一无所有。天道不公平！”
于是看见了自己合用的东西，就拿了一点。就这么一点，你还舍不得，要拿回去！我对这个保姆倒同情起来了。
对李家大妈，则更加偏袒。她对我那么好，把我当成自己的孙辈。她家里可能没有孩子。不，她可能没结过婚，或者死了丈夫。不然的话，祖母的陪嫁丫头，后来总要把她嫁出去，怎么还在我们家做呢。她拿几颗珠子，说不定想作为将来陪葬用呢。有一点亮晶晶的陪葬品，见了阎王，下辈子投胎时会投到好一点的人家。我那时太小，不懂得跟她聊聊，关心一下她的情况。我光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眷恋着她。我多么自私！
接待寺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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