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丰子恺作者:丰一吟
第4章
爸爸在杭州租屋，是为了我的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要到杭州去念中学，为了让他们假日有一个归宿之处，才萌生了这个念头。其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也牵动了他的心，他就决定租了别墅。
爸爸留不住钱。钱一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会在口袋里哇哇叫”。他平生用钱，总是一手来，一手去，甚至一手还没来，一手就要去了。（我不幸遗传了他这种性格）就这样，爸爸春秋很难得在缘缘堂露面，放了寒暑假，才带了姐姐哥哥回来。一天，他们从杭州回来，我还在念书。放学回家，走到木场桥，不知为什么，姐姐哥哥都在那里。他们一见我，就“小妹，小妹”地叫起来。我被弄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们在叫谁，因为本来他们都叫我一吟的。大姐说：
“我们向你宣布一件事，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改变称呼了。”
“怎么改变称呼？”
“以前我们叫你一吟，今后要叫你小妹了。”
“为什么？”
“爸爸说的，兄弟姊妹之间，不可以互相叫名字。我们大家都改了。”
果然，三个姐姐和大哥之间，本来互相的称呼全按大人的叫法：阿宝，阿先，软软，华瞻。（我和二哥不知为什么倒一直称他们宝姐、先姐、软姐、华瞻哥。）现在他们已改成加姐加妹，称老大一律为“宝姐”；称老二为“先妹”或“先姐”；称老三为“软妹”或“软姐”；称老四为“弟弟”或“华瞻哥”；称老五为“草弟”，只有我叫他“阿哥”或“元草哥”；称我一律为“小妹”。他们常常叫错，叫错了就罚这样，罚那样，嘻嘻哈哈地互相指责。
我们上一代的人，子女生得太多。妈妈一共生了10个孩子。1924年在白马湖夭折了2岁的女儿“三宝”，小产了“阿难”（爸爸为他专写一文《阿难》）。1929年在平屋夭折了4岁的儿子“奇伟”。我弟弟新枚是抗战时期生的。即便死了3个，当时也还有6个孩子。要管吃，要管穿，还要管上学。父母管不过来，就疏忽了互相之间的称呼。孩子们总是爱向大人学习，于是称呼就混乱了。这一回爸爸不知怎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向大的几个做了改口的规定。从此，我们兄弟姊妹之间就改变了称呼。
缘缘堂的夏天
我家在缘缘堂一共住了不到五年。在这不到五年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夏天。爸爸带着在杭州读书的姐姐哥哥都回来了，整整两个月，家里好热闹选
缘缘堂楼屋前的水泥院子很大。1985年重建的缘缘堂，比原来小一点。因为原来是地板，重建时因经费关系，改为预制板。预制板没有楼板那么宽。每间房窄一市尺的话，整个开间就要小一米了。水泥院子也就相应地窄了一米。所以当时这水泥院子在我们小孩看来好大好大。重建后感觉小了些，主要也是因为人长大了，看小时候的建筑总觉得小些。院子三边的白包墙造得很高。那是爸爸有意在这居民稠密的镇上圈出自己的独立天地。这一片天地是我们孩子们活动的独立王国。到了夏天，更是趣味无穷！
爸爸请人在院子的上空装上一大片横铺的竹帘，使院子里晒不到太阳。于是我们孩子们的活动场地就更大了。院子的西南角里种有好几棵芭蕉树，我们采下一大片芭蕉叶来铺在地上，往上面一躺，其乐无穷。身体下面的芭蕉叶凉爽爽的，上面的竹帘缝里闪烁着蓝天。这种滋味我长大后再也没有尝到过。长大后，尤其是进入老年后，我非常希望什么时候能躺在放平了的躺椅上透过大树的婆娑叶丛仰望闪烁的蓝天，大概就是想借此找回一点童年的梦影吧。可即使是这样的要求，现在也难以满足，不是忙，就是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还有一种游戏，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踩滑板车。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以为滑板车是现在的玩意儿，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爸爸就从上海买回来给我们玩了。只不过当时没有“滑板车”这个名称。这种车一年四季都可以玩，暑假里当然玩得更长久。
在缘缘堂的院子里，当时还有一种游戏，那就是剥莲蓬，“抽老烟”。爸爸常常约了三朋四友在院子里摆开了桌子喝老酒。我们呢，就在一旁“抽老烟”。老烟是用莲蓬做的：我们把莲蓬齐茎切下，这茎的头部约一厘米长是咖啡色的。把咖啡色的一段内部挖空，用嘴吸另一头就可以吸通，这就是“旱烟管”。做好“旱烟管”后，就开始剥莲蓬。我很喜欢吃莲子，剥开后留着慢慢吃。先制作“老烟”。“老烟”有三种：莲蓬内黄色的纤维撕成一条条，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后，算是上好的“烟丝”；莲子周围白色的东西撕成一丝丝，那是次等；最外边的绿皮制成的“烟丝”就更是次等的了。
“老烟管”和“烟丝”制成后，我们就开始“抽老烟”。爸爸喝老酒；我们“抽老烟”。其乐融融。
如今，我对莲蓬还有忘不了的情谊。每到夏天，马路上只要有卖莲蓬的，我看见必买。家里人以为我特别喜欢吃莲蓬，其实主要是怀旧心情在起作用。不过，现在我再也没有时间和心情来制作老烟管了。
唉！童年已成梦影，缘缘堂时期一去不复返了！
石门镇不在铁路旁，交通不便，况且爸爸不常住在缘缘堂，所以外地来的访客较少。爸爸在日本时认识的黄涵秋先生倒是来过。据说他是颈子上挂了杭州买来的一串串玩具小竹篮进来的。
另外，据染坊职工章桂哥的回忆，戴葆流夫妇来过一次。章桂在《怀念敬爱的老师丰子恺先生》一文中说：
大约是1934年吧，我们故乡遭遇百年难逢的大旱灾。灾情严重，古运河河底朝天。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束手无策，听凭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大旱之望云霓》这张画，是先生对当时劳苦农民日夜车水、艰苦挣扎的情景，发自内心的深表同情之作。此画作后，悬挂在缘缘堂楼下西书房内门后。就是那年，我国驻瑞士公使戴葆流先生夫妇，专程由沪来石湾访问先生，而先生却适去莫干山看望他的姐姐去了。因戴先生要求得到先生一点作品留作纪念，是我做主，将此画初稿赠给了戴先生。现在不知有否保留。
我也住过“行宫”
爸爸的性格，既喜欢悠闲安静，又喜欢变换花样。总之，他不喜欢受束缚，而喜欢任着自己的性子，想怎样就怎样。
如今我家住的房间，家具一旦摆好后，很难得做大变动。这大概是因为房间小、家具多的缘故。但更大的因素恐怕是好静不好动或者缺少革新思想吧。爸爸在缘缘堂刚住下来时感到很新鲜。没多久，就想换换花样，于是，把自己房间里的家具搬来搬去，力求搬到妥帖的位置。我们戏称他为“三日一小搬，五日一大搬”。
爸爸不仅把房间当作一幅画看待，时时改变构图，连壁上的钟也不放过。他看厌了钟面上枯燥乏味的数字，便取下来用油画颜料把钟面涂成天蓝色，盖没了数字，再在上面画几根杨柳枝。然后用黑纸剪两只燕子，粘贴在长短针的针头上。这就变成了一幅《双燕逐柳图》。虽然数字没了，照样能猜出时间。如今在缘缘堂展示的那口钟不是原物，但也可给参观者留下一个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