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丰子恺作者:丰一吟
第8章
因此这位战地记者就以我为可怜的弱者，他估量我一家在这大时代下一定会毁灭。在这紧张的时候，肯掏出腰包来请我全家吃一顿饭，在他也是老同学的好意。这样一想，我非但并不介意，且又感谢他了。我幸而不怕麻烦，率领了老幼十人行了三四千里戎马之地，居然安抵桂林。路上还嫌家族太少，又教吾妻新生一个。……
爸爸常在关键时刻作出明智的决定。尽管我们一路艰辛，但始终没有陷入敌区，扬眉吐气地度过了中的回忆，那时走的路线是：
从上饶坐船经余干，过鄱阳湖、南昌、樟树镇，至宜春，弃舟登陆，宿小客栈。因无客车，只得攀上货运列车，到萍乡已是半夜。火车不再往前，大家只得下车。站上人员要我们从南昌开始补票。我因年少气盛，与他们争了起来。子恺叔上前相劝。同时，火车站的站长也闻声赶来，彼此通姓名，子恺叔递过名片，站长非常客气，非但免补车票，还代为在旅馆订了房间。站长告诉子恺叔，上海立达学园的学生萧而化，是萍乡人，与他相识。站长还打了电话去通知。第二天一清早，萧先生就来探望子恺叔。原来萧先生夫妻都是立达学生，萧家是萍乡望族。他们夫妻热情挽留，一定要子恺叔在萍乡过春节。盛情难却，子恺叔就答应了。不久，我们从城里迁到暇鸭塘萧家祠堂，度过了流亡中的第一个春节。
以上的回忆应该是正确的。不过我得补叙一下：船到樟树镇时，我们曾上岸去。我的左耳下和脖子前长了一些包。爸爸带我在街头找个土郎中用刀替我割除了，涂点药。后来果然没事了，只留下了一些不甚明显的疤痕。
爸爸在樟树镇竟遇到了好朋友教育家郑晓沧先生。据先姐说，郑先生是爸爸住在杭州田家园时初次来访的。我对郑先生印象较深的是建国后的一件事。那时他来上海，和爸爸一起去观赏淮海路上的霓虹灯，啧啧称羡不已。爸爸后来对我说：
“郑晓沧先生是《小妇人》的译者，其实郑先生曾留学美国，见多识广，见过的霓虹灯比淮海路的一定辉煌得多。但他却像“小妇人’一样天真地赞叹。如果我们都能学到他这种人生观，就会天天开心，天天幸福。”
这番话，我细细品味，很有道理。人就是应该这样生活！
却说爸爸和郑先生互道流离情况后，郑先生告诉爸爸：有火车可通。本来我以为那时我们就舍船登陆，改乘火车。但章桂哥写的是到了宜春才搭火车的。
火车到达萍乡的情况，在章桂哥文中已有交代。爸爸在一路上，真的是“艺术的逃难”，都是靠他艺术家的名望取得了种种帮助。
萧而化夫妇的一片盛情难却，我们就在萍乡住下了。萧先生的太太叫吴裕珍，所生两个女儿，像洋娃娃一样漂亮，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姊妹四人。萧先生把我们安排在萍乡彭家桥暇鸭塘萧氏祠堂内，那宅子是很宽敞的。
从萍乡去暇鸭塘有很长的路程。我不知逃难群中别的人是怎么去的。我们老弱则可以享受坐车的待遇。可那是一辆独轮车。九岁的我、外婆、丙婶妈抱着幼小的周传农，再加上并非老弱但要照顾外婆的妈妈，天哪，一共五个人，都坐在这独轮车上！途中翻过一座山。当独轮车推上山坡时推车人那吃力的样子，至今犹在眼前。由于天雨，道路十分泥泞，所以推车人没叫我们下来。唉，“苦力”吃口饭真不容易啊！
暇鸭塘四周是田，田外是山，寂静得似桃花源一般。我们孩子们玩的地方可真多，我和两个哥哥成天野在外面。妈妈呼唤一声“吃糖烧蛋了！”我们欢喜雀跃地往家里跑，因为这可是美味的食品啊！
1938年1月底，我们在暇鸭塘过逃难后第一个春节。这个春节过得很有意义。当地的乡邻特别好客，竞相邀请我们全家去“吃年茶”。各家茶食上都备有剪花覆盖，十分精巧。仔细一看，原来是用蜜饯冬瓜刻花制成的，而且竟没有一片花式相同。当地人称这种糖食为“花果”。他们不仅款待我们就地吃，还让我们带回去。爸爸惊叹这种民间艺术的精美，叫我姐姐们把这些刻花描印在纸上作为纪念。并盛赞江西人的好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