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丰子恺作者:丰一吟
第15章
课儿
对于子女的教学问题，爸爸一直挂在心上，并在书面简称之为“课儿”。课儿从萍乡就开始。那时是让我们学《古文观止》。几个大孩子由爸爸自己教，我和元草哥则由满娘教，满娘教我们王勃的《滕王阁序》。只叫我们背诵，很少讲解。我现在深深体会到这方法好。小时候背过的诗文，到老也不会忘记。至于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自会领悟其意义。
我们一家念诗或古文，都学着爸爸拉调子，有点像唱歌一样。唱歌是会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我每学一个新歌，后来再唱时就会想起初学是在什么地方。所以现在一读《滕王阁序》就想起萍乡暇鸭塘。
到了桂林两江泮塘岭，我们学的是“古诗十九首”等。那时我们所住的泮塘岭旁边有一座松林。我们一到那里，就会情不自禁地念起“古诗十九首”中松柏夹广路的句子。
在我们看来，这座松林很大，阴森森的。一念这首诗，我们竟有点汗毛凛凛。六十年后再到泮塘岭看到这松林，很希望再体会一下这种汗毛凛凛，但想不到发现这松林其实很小，只因当时我们人小，才显得高大而有恐怖感。
在泮塘岭，爸爸又恢复了教哥哥姐姐们英文，教过培根《论说文集》中的《论学问》（ba押essayofstudies）。不知为什么还教过英译《论语》中“冠者五六人”一节。据宝姐回忆，爸爸还让他们背林肯的“独立宣言”。当时家里没什么书，有什么就教什么，只要是爸爸看中的。同时，爸爸让软姐教丙伯和章桂哥英文。
到了宜山龙岗园，则从浙大请了正式的家教。
前几年我和宝姐回忆起“课儿”，她说爸爸不相信学校的教学，所以宝姐到了学龄仍不进小学，由爸爸自己教。而且一开始就教《爱的教育》这本书。她记得读到其中精湛的文章和“每月例话”，爸爸都要求她背下来。
说起《爱的教育》这本书，实在值得介绍一下。作者是1846年生于意大利的亚米契斯，写此书时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其父为他修改。亚米契斯入中学后又添加了一些新的材料，遂成此书。到1904年，此书已出版300版次。1920年夏丏尊先生在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时得到此书的日译本，一边流泪一边读，读了三天。他认为当前的教育犹如要挖一个池塘储水而一味讨论池塘挖成什么形状，却不去考虑水本身。夏先生说：水就是情，就是爱！夏先生于1924年对照了日英两种译本把此书译了出来，并从各国所定种种书名中选取了《爱的教育》为中译本的书名。初连载于《东方杂志》。后来夏先生让昔年的学生──我父亲为此书作了插图熏于1926年3月由开明书店初版，一连印了38版。
由此可知，这本《爱的教育》确实是本好书，难怪爸爸要选作教材，让没进小学的宝姐一开始就读这本书。
建国后，1992年，由倪美琪及其夫董兴茂二位发起成立民间组织“爱的教育研究会”。冰心、柯灵、谢晋等名人任该会顾问。1995年12月，此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多次重印。
话扯远了。我们家到了遵义后，没再受日寇骚扰，生活比较安定。在罗庄时，爸爸每周六晚上召集我们六个孩子开一次家庭学习会。会上有爸爸买回来的糕点果品给我们吃。起初每次买5元，他便定名此会为“和谐会”。用石门话来说，“和谐”二字的发音与“五元”近似。后来物价涨了，爸爸就买十元，并把这学习会改名为“慈贤会”。“慈贤”二字在石门话里读音与“十元”近似。从这两个名称看，爸爸即使在战乱时期，追求的还是“和谐”和“慈贤”。
在家庭学习会上，学习的内容很多。教我们学诗词古文当然也是内容之一。我现在自己看看诗词古文的书，觉得爸爸选给我们读的都是通俗易懂、内容精彩的好作品。除教诗词外，爸爸还给我们练习写作文。他先给我们讲故事。讲完后，要求我们凭记忆写下来。这种办法不仅能锻炼记忆，又能看出每个人的表达能力。记得我在1952年就读于中苏友协俄文学校时，一位俄罗斯女教师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教我们的，在俄文中称之为“cвonmncлoвamn”，就是“用自己的话来说”的意思。这方法很能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赤心国》就是那时所讲的故事之一。1947年爸爸把它加上插图，就成了一篇儿童故事连环画。题材显然是他自己想出来的。爸爸厌恶人间的虚伪奸诈，希望人人都有一颗坦然外露的赤心，诚恳待人。
在学习会上还有命题作文。有一次爸爸竟让我们写一篇搓麻将的说明书。乍看这命题有点可笑。可能有人认为搓麻将有点赌博性，写说明书则似乎与作文无关。其实爸爸看到了中国人发明的麻将是很复杂而又好玩的一种游戏，不亚于外国的扑克。只是必须四人围桌玩，难于在临时性的简陋场合推广。至于赌博性，要看人们如何对待它，扑克不也可以用来赌博吗。麻将本身无罪。至于要我们写说明书，那是因为写说明书和写作文不同，写说明书要换一副科学的头脑，要写得一看就懂，并能应用。如今扑克有种种书可教人如何玩耍，而麻将从来没有。奇怪的是麻将一学就会，世代相传总是口授，甚至有在一旁看会了的。如今爸爸要我们为它写一份说明书，真是别开生面！
提起麻将，我又想到“天九牌”这种几乎要被人遗忘了的游戏牌。我们小时候常玩天九牌。天九牌一共只有32张，一般都是和麻将一样的硬牌，也有纸牌，不如硬牌方便。它的优点是游戏品种多，可供一至四人玩，携带也方便。在上世纪我和宝姐出游时常带着它，例如上黄山晚上寂寞时就拿出来玩。至今我家还有天九牌，不过现在越来越忙，很久没拿出来玩了。我曾想为天九牌写一说明书。数年前我在报上看到舒乙先生写他父亲老舍的文章，其中提到老舍先生竟也喜欢天九牌。我按捺不住，竟给尚未谋面的舒乙先生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对天九牌的爱好以及想为它写说明书并已写开了一个头。舒乙先生回信鼓励我把说明书写下去。可是至今我的电脑里还只留着天九牌说明书的头，再也没有时间续写了。如今我们买家电或手机之类的先进科技产物来，要看懂说明书，真是难上难。说明书几乎都是写给行家看的。我总是请宝姐的女儿杨朝婴替我把说明书提炼成既简练又通俗的一两张纸，才能据此学会使用。
爸爸还教我们学老师，他在给我们讲课文中选用的爸爸所作的《忆儿时》一文时，老是把头转过来看看我，表示这就是作者的女儿。我却不喜欢他让我在班上受人注意。
还有一次上音乐课，老师也是浙大学生，我只记得他姓齐。他竞选了一首十分不适合初中生学的歌，一开头是“女郎，单身的女郎，你为什么彷徨在……”。歌词就不去说它，那曲谱中竟全是附点音符。全班同学都不会唱附点音符，几乎教了大半堂课也没教会。我的座位是前排的。齐老师大概听出来我唱得准，便让我一个人站起来唱了一遍，算是这堂课的这一首歌有了交代。我在节奏感方面还算可以。所以到重庆买到了京剧旧唱片后我就把唱腔速记下来供宝姐软姐和我一起学唱京戏。这是后话。
我的体育很差。在豫章中学考体育时只要求在一分钟内投入一次篮球就算体育及格。我这从未碰过篮球的人紧张得要命，一直投不进。同学们为我捏两把汗。直到最后几秒钟，天可怜见，总算让我投进了一个。
最近元草哥寄给我一本豫章中学纪念青年节于1941年用石印印制的刊物《豫中学生》。那发黄的纸张比如今的草纸还要差。可我们在抗战期间用的就是这种纸。所以我看见现在的纸那么好，还常常有人浪费，实在可惜。这本《豫中学生》的封面竟是爸爸画的，画题为《小松勤灌溉他日当参天》。我在里面看到了发奖名单中竟有我们兄妹得奖的记录：读初一下的元草哥名列第一，得奖学金15元；读初一上乙班的我得奖学状。元草哥是很用功的，至于我，恐怕是看在爸爸面上凑合着给个奖学状而已。因为我小时候读书实在不用功啊。
我在那册子里看到学生名册中有张筠、张映均这两个同学的名字，勾起了我的回忆。她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不久前（2008年7月）我去武汉，竟与张映均重逢而且得知张筠就在遵义，无比兴奋！还有一个同学潘玉兰来我家吃饭，可又不想让大人们知道，便叫她躲在罗庄的某处，我把饭菜端出来让她吃。小时候往往不会判断哪些行为会给大人骂，所以宁可悄悄行事。
家中的“课儿”后来曾中断，那是因为兄姐们上了大学，各奔西东。后来我们到了重庆，爸爸还办过一个家庭诗社，取名为“鸰原诗社”，据说“鸰原”二字出于《诗经·小雅·常棣》中“脊令（鹡鸰）在原，兄弟急难”句，后“鸰原”成为兄弟的代称。我不会做诗，爸爸出些简易的上联，教我如何对下联。
诸兄姐都离家后，我成了爸爸唯一课儿的对象。应该说这是福气，可我身在福中不知福，常常感到厌烦。好的诗词文章容易上口，而且确实能引起我的兴趣。但不是所有的都如此。记得胜利后在杭州爸爸教我屈原的《离骚》，最使我厌烦。什么“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哪里背得出！爸爸看我懒惰，便用钢笔把离骚全部写在折扇上。时值夏季，他指望我每次挥扇时能读一遍。这样一个夏天下来总能背出。岂知我实在不争气，始终没把它背出来。而且那把珍贵的折扇也不知丢哪儿去了。不过，“课儿”在我身上毕竟起了很好的作用。小时候念的诗词到现在也不忘记。
星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