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丰子恺作者:丰一吟
第21章
到了开封，先住了旅馆。先姐一家和周元瑞先生经不起耽搁，和我们分手先行了。盘缠已不多，爸爸急得生了病。我们5个人在旅馆里住了12天。由于开封的报纸登出了丰子恺抵汴（开封别称）的消息，有几个昔年的学生来访，其他仰慕爸爸而前来访问的人也不少，给流落他乡的我们种种帮助，其中书法家谢瑞阶先生尤为诚恳。
爸爸病愈后，总是思念东归。有一所小学的领导来访，表示一定能替我们买到火车票。爸爸当然很高兴。他们请爸爸到学校去吃饭，盛情难却，只得去，因病体初愈，由元草哥和我陪去。在学校吃过饭后，他们请爸爸作画，横一张，竖一张，爸爸显然很疲劳。头顶上飞机声隆隆不绝，虽然不是敌机，总有点惊弓之鸟，心神不定。爸爸这次作画，肯定比“艺术的逃难”那次更加尴尬。
次日早晨，总算把我们一家连行李送上了火车。
这次上火车，不是往东去兰封方向，而是往西回到郑州。因为爸爸打算从郑州坐京汉铁路南下到武汉。那里有开明书店。在逃难途中，开明书店就好比外婆家。到了有开明书店的城市，总能得到种种帮助。从武汉买长江船票东归，也比重庆买船票方便多了。
火车抵郑州时是深夜。郑州城里已“戒严”，任何人都不得走动。我们不可能找旅馆，只得把行李放在人行道上，爸爸和元草哥坐在行李上守着。妈妈带着恩狗和我则到马路对面一家敞开大门的玄关里泥地上躺下来打算睡一会儿。我被妈妈安排在里边，她自己睡在最外面，中间是恩狗。刚躺下来，在黑暗中发现这玄关的里边竟还躺着几个男人。妈妈连忙叫我起来，和我调一个位置睡。这件小事我至今一直记得。妈妈对我真好！
幸而一宿平安无事。天亮后，“戒严”解除，由于盘缠已很拮据，我们马上到火车站要改搭京汉线。那时好像根本没什么排队买火车票的事。我们带着行李直接去月台（即站台）。一个个车厢挤得像罐头食品似的，哪里容得我们5个人带着行李上去。我们失望而归，只得找了一家很差的小旅馆容身。如此一天复一天，眼看盘缠将尽，火车无望。复员竟比逃难还吃力！我想，爸爸的头发，在复员时一定也急白了不少。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我们照例带着行李站在月台上寻找希望。忽然有几个青年从车上跳下来问爸爸：
“你就是大画家丰子恺先生吗？”
“你们怎么知道？”
青年指指我们的行李。啊，原来爸爸防行李丢失或弄错，都一一贴上白纸，用毛笔写上“丰子恺”三字。正是这三个字救了我们。
这些人都是国民党青年团的团员，这节车厢是他们包下的。他们连忙吩咐车上的人腾出一块空地，帮我们一个个上车。这回的车厢不是中间开门的那种，竟像堆煤用的火柴盒芯似的车厢。我们好容易攀过高壁，跳进车厢内为我们留着的空地上。
总算到了武汉。这里熟朋友多，爸爸松了一口气。在开明书店的帮助下，爸爸在汉口和武昌各举行了一次画展，这一下就解决了生活问题和东归的盘缠问题。
满娘和宝姐软姐华瞻哥后来总算在重庆买到了船票。他们经过汉口时，上岸来和我们相会。匆匆一面，知道双方都平安，也就放心了。
他们走后，我们也买到了船票。搭上了比火车舒服得多的江轮。
我在武汉生了一场病。据妈妈说，我先是发高烧，爸爸去买来人造冰放在我身旁。后来我身体冰凉冰凉的，妈妈以为我这一次逃不脱鬼门关了。送到一位有名的中医家去看了一次，服了汤药，倒也渐渐好转了。有人说，这种病叫“汉口热”。
在船上，我吃起饭来饭特别香，吃了三碗还不够，自己不好意思再去添，便由妈妈代添来给我。我还大把大把地落头发。妈妈说，这是因为我生了那场病的缘故。
爸爸在武汉开两次画展，我因病都没去帮忙。元草哥一人去了。他回来讲给我们听，说在汉口花楼街汉华书局开画展的那次，有一对夫妇看了《兼母之父》的画，竟在展览室中吵起来。那男的指责女的就像画中的女人一样不管家务，女的生气地嚷道：
“是你自己要管的呀！……”
终于踏上了江南的土地
1946年9月25日，我们在南京上岸换火车到达了上海。爸爸后来在《胜利还乡记》一文中说：
我从京沪火车跨到月台上的时候，第一脚特别踏得重些，好比同它握手。
那时鲍慧和先生早已回到上海，住在宝山路宝山里45号。爸爸本来托鲍先生在上海为我们租屋，但鲍先生夫妇留我们住在他家，把主要的前楼让给我们住。
爸爸也写过复员打油诗，我们记得的不多，但毕竟是爸爸写的，再少也得记下来。姑且一并记在这里：
老周吃午酒，半天在床上。
宝鸡夏景禹，面上有刀伤。请我住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