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城后在一家菜馆吃晚饭。我记得一件小事。爸爸照例要求吃绍兴酒，服务员说：
“没有。”
“那么随便什么酒，只要是黄酒。”
服务员又说“没有”。爸爸说：
“这倒凶啦！”
“我一点也不凶，确实是没有。”
我和爸爸都笑起来，向服务员解释：不是说他态度凶。在我们家乡话里，“葛倒凶或”（这倒凶啦）只是表示遇到了尴尬，表示为难，毫无责人之爸爸、恩狗和我在镇江意。爸爸却把这话搬到了扬州，我越想越好笑。
就在这1957年的9月，爸爸说，他口袋里的钱哇哇叫了，便包了一辆祥生出租车和妈妈、姨妈、外孙菲君及我去海宁观潮。一路上我咳嗽不停，是干咳。回家后我大吐血，肺病复发。不过第二年就转入“吸收好转期”了。
1963年10月，爸爸又和妈妈游了镇扬，估计上次妈妈有事没去成，这次为她补游吧。我自然奉陪。
镇扬当局大概知道了爸爸自己已来过一次，这次就出面热情招待。在镇江时，就有专人陪游。到了扬州，我们被安排住在萃园招待所大鱼池馆。扬州文化处处长张青萍、统战部部长张建平天天来相陪。爸爸对二十四桥犹不忘情，又去了一次。瘦西湖当然也是必去的地方。走到平山堂鉴真纪念馆前的紫藤树旁，爸爸忽然诗兴勃发，马上掏出随身携带的小纸，借紫藤树的树干为桌子把诗写下：
朝辞北固与金焦，暮上扬州廿四桥。
浩荡东风多雨露，西湖虽瘦也苗条。
自1953年受聘于文史馆后，1954年爸爸被推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和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62年起任主席）。1956年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1957年始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外文学会理事。1958年始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9年开始，爸爸到北京去出席政协会议。这是爸爸第一次到首都。他和画家王个簃先生同宿一房，并有幸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接见。周总理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
“啊，老漫画家，久仰久仰。”
周总理关心爸爸的健康，又问了他的年龄，才知道两人是同一年出生的。最后周总理问到我们的家庭情况，并要爸爸下次开会时带了老爱人一起到北京来。
爸爸这次开会回来，给我们讲这情况时十分兴奋，时时抹着激动的泪水。第二年，他果然带妈妈一起去了。二老把我也带去，以便照顾。不过我当然不宿在宾馆，而是借宿在厦门好友黎丁家，那时他家已到北京，黎丁先生在《光明日报》任职。那一回，我们游了不少地方。元草哥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已于1954年回国，到北京的人民音乐出版社工作。他有时也来参加我们一起随团体游览。有一次在野餐时，贺绿汀先生为我们拍了一张照。我们自己虽然也拍了许多照，但我被摄入镜头的不多，因为我要替他们拍呀。
爸爸第三次去北京开会时，又加了一个满娘。满娘那时是在沪杭二地轮换住的。她也是初次进京。我和她都住在黎丁先生家。那一回游得也很畅。
由于一次次进京，单纯的旅游到1961年才恢复。去“天堂”苏杭之类，那是常事，算不得旅游。
1960年6月20日，爸爸担任了上海中国画院的第一任院长。喜欢赋闲的爸爸到63岁的退休年龄怎么反而当了院长呢？其实他是再三推辞的。据当时的画院办公室主任程亚金先生回忆：起初，美术理论家画家邵洛羊先生曾到日月楼来请我爸爸当院长，但爸爸没同意。后来请宣传部、文化局的石西民、徐平羽两位领导出马。爸爸推辞说：
“我不是画中国画的。”
“你以中国笔、中国纸画出中国人，怎么不是中国画！”徐平羽先生这样回答他。
这么一说，爸爸没有办法了。最后说：
“那我有条件。”
“你是不是要推荐人？”
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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