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见过爸爸这样伤心。爸爸以前也哭过不少次。可性质不一样啊。有时是看了电影或文艺作品受感动;有时是遇到了人生无法避免的生离死别。爸爸说:
“抗日战争时期,可以扬眉吐气地怒斥敌人;空袭的时候,至少也可以找个地方躲一躲。可现在……四周草木皆兵,好像都是敌人,叫我往哪里躲芽选……”
那时候,“开群众大会”让爸爸很害怕。他并不是真的怕群众,他曾无数次在群众面前讲演过,口若悬河,神情自若。可现在,他害怕。他是怕对付那些被组织起来的、被操纵了的群众。
就在那一天,抗日战争时和我们一起逃难的丙伯的第二个儿子周诒青(耘农)从外地来,正在我家做客。吃饭时,爸爸问他:
“你看这场运动什么时候能结束?”诒青参加过“四清”运动,颇有经验。他首先安慰我爸爸说:
“批斗到了最高峰,用‘群众大会’来吓你,就说明他们已束手无策,姆爸(即大伯)你不要惊慌。至于运动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也说不准,照‘四清’的前例看来,该不会很长吧……”
诒青说的“批斗到了最高峰,就说明他们已束手无策”这句话,多少给了我们一点安慰。但毕竟世事难料。这一晚,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度过了。明天不知又会有什么花样!
好像在搞地下活动
电话机很快就拆除了。形势紧张,赶快写信通知先姐。信中不敢多说,怕信被拆。只说天太热,你不要来。此处没事,没有必要来。可先姐还是来了。
“你没收到信?叫你别来,你怎么来了?”
“我上午给家里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打不通;下午到了学校里又打,仍没反应。我就打到电话公司去问,回答我说:这号码已无用,电话机已拆除。我一听,更急了,连忙从学校赶来。”
当时爸爸不在家,先姐急得哭起来。幸而不久爸爸就回来了。先姐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爸爸身上都是粉笔灰。我给他掸了。爸爸坐下来吃晚饭,仍饮酒自若。我稍问问运动情况,爸爸总是说没什么。他总把话扯开去,好像很不愿意有人问起这种不快的事情。”
和宝姐通消息是比较快的,但必须学“地下工作”的方式。我进了“编译所”后,本来是不坐班的,一星期只去学习一个下午。“文革”一开始,就要求我们编译所和出版社一样正规上班。所以我几乎天天可以和宝姐见面。但宝姐所在的编辑室头头已表示过:
“丰陈宝应该受到监视,不然会把信息通过丰一吟传给丰子恺的。”
有什么大不了的信息,要对一个老人家保密!此话传到宝姐耳中,宝姐有一段时期不敢和我答腔,也不敢来看爸爸。有一次她熬不住了,特地换了一套平时不大穿的衣服,在晚上较晚的时候,走在路灯照不到的树荫里,偷偷地来看爸爸。
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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