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4 章(1 / 2)

我和爸爸丰子恺作者:丰一吟

第34章

当时,国无国法,“棚”却有“棚”规。我们必须清晨五点到“牛棚”,去做早请示;回家时,胸口挂的“牛鬼蛇神”标志牌不让摘下,以便使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让路人皆知。我可受不了,一出“牛棚”便把牌子扯下塞入口袋,免得让家人心惊胆战。

丰先生似乎永远戴着牌子。一次,我乘26路电车,恰逢他从陕西路站上车,胸前赫然戴着“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的标志牌,车上许多人围着他起哄,有人高喊打倒他。丰先生并不在意,自管自紧拽车顶扶杆,纹丝不动,眼睛定定地眺望窗外,人站得笔直,像块厚实的木板。我想他也许真的四大皆空了。

林彪“一号通令”下达后,我和丰先生一起被赶到乡下。看守的“小将”常常逼迫我们用漫画的形式,来进行自我批判。这也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丰先生也画了。一次,他把自己画成一个叼着烟卷沉思的老头,嘴里喷出的烟雾,一圈又一圈,冉冉上升,在头上盘旋成一堆高帽子。众“小将”把这幅画大批一通。说是丰先生这种时候有条件抽烟,可见革命尚未触及灵魂。以后,他画一张,被批一顿,并收入“黑画册”。现在想来,那些画真是绝品,凝聚着历史思考、时代特征和中国人的精神意识。想起解放初期,他批评一幅一个人拉着大大小小一群羊朝前走的画(吟按:这是爸爸批评自己的画),说这幅画缺乏生活,其实只要拉一只头羊,别的羊就会跟着走。几位“左派人士”当即拍案而起,反驳他是在暗示“不要党的领导”。丰先生当时一声不吭,脸色煞白,拂袖而去。……可见丰先生挨批是有历史的。多少年来,我们社会真的、美的、善的东西总不对一些人胃口,而丑恶的、虚假的、教条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却又备受许多人青睐。很早的时候,十年动乱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

好不容易捱到六九年,我被“解放”了。一位朋友来告诉我,有人想落实丰子恺的政策(吟按:意思就是想“解放”他),张春桥恶毒地批复道:“巴(巴金)、丰、周(周信芳)三人不杀他们就算落实政策了。”我听了不寒而栗。

对于别人“解放”,丰先生仿佛很淡泊,但他确实也想尽早“解放”。自由对他来说就像生命一样的珍贵。早上,我常到博物馆对面的弄堂摊头上吃大饼油条、豆浆。一次我发现丰先生也正吃得津津有味,见我来了,便指指旁边的板凳,示意我靠着他坐。他低声问我说:“你看我什么时候也能‘解放’?”我没回答。如果我说真话,实在于心不忍;说假话,去哄骗一位如此忠厚的长者,实在于心不安。见我语塞,他摇摇头,笑笑说:“吃,吃吧。”吃完了,我说:“忍让是中国人的美德,先别急,养好身体,总有一天会‘解放’的。”他自言自语道:“大概我等不到了。”

“他的心并不冷漠,尽管现实这样无情。他仍旧酷爱生活。一天我走过他在“长乐村”的寓所,远远地见丰先生正回家,她夫人领着孙子站在门口。丰先生步履踉跄,匆匆上前,紧紧搂着孩子,连连亲吻。

后来他“解放”了,但不多时,他又被人拖到画院去斗,像一头牛,任人牵来牵去,脸都发黑了。不久,被送进了医院。再后来,他死了。

俞云阶先生回忆到这里,到书桌前取出一幅字轴来,说这是我爸爸逝世前送给他的一幅字,写的是鲁迅先生的诗。他说他很珍爱,无论如何要保留着,时常看看,说是见到了它,就像又见到了丰先生。

俞云阶先生最后又对方坚先生说了一句似问非问的话:“这首诗为什么像是专门为我们这些人写的呢?”

这句话问得好!这首诗真像是写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情。请看诗的内容: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爸爸在这种时候写这首诗给俞先生,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一是因为这首诗所描写的情况,和他们当时的情况非常相似;二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文艺界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打倒,只有鲁迅大旗不倒。哪怕造反派在这首诗里看出了爸爸对现状的反感,谁又敢对着鲁迅的作品说一个“不”字呢!

“隔离审查”

1967年的仲夏,那时画院分“红旗派”和“斩阎王”两派。“斩阎王”要斗丰子恺,“红旗派”就把他藏到漕溪北路当时的美术学校(就是学生曾来抄过我们家的那个学校)里关起来,美其名曰“隔离审查”。有时还把他临时转移到对面的电影制片厂去。爸爸犹如他们的猎物,只得任其摆布。

画院的邵洛羊先生也被关在同一间房里。爸爸去世后,我也访问了邵先生,知道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在1979年6月28日爸爸的冤案得到所谓“平反”,骨灰被安放到龙华革命公墓后的7月11日和12日,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连载了邵洛阳先生的一篇长文《挑灯风雨夜,往事从头说》。邵先生在该文中介绍了老院长丰子恺的生平后,提到了他们两人关在一起的情况。今抄录如下:

一九六七年的仲夏,上海布满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恶风,丰老和我都被“隔离”,可还有点自由,可到饭堂吃饭,可至井边汲水,两人“牛棚”一间,短榻两具。丰老有一瓶药酒,晚上尚可浅酌。他把自己摘录的鲁迅语录一本给我看。他几乎每天被揪出去批斗。他心胸宽荡,从不在意。夜阑人静,虽蜗居斗室,却谈得海阔天空,也不免谈到宗教,谈佛教中的大乘和小乘,佛教的南北宗(顿语与渐语),慢慢转到丰老的宗教信仰。我说,日本的谷崎说你是现代的陶渊明、王维,看来颇有些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吧?丰老笑着说:“我可没有这样雅,我在二十年前说过,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尖利的老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常在我心中交战。弘一法师一生由翩翩公子一变为留学生,再变为教师,三变为道人,四变为和尚,每一变都认真。他的遗训“认真”两字永远使我铭记心头。

后来爸爸又和他谈宗教信仰。爸爸说:

“无常之恸是宗教信念的出发点,一切慷慨的、忍苦的、慈悲的、舍身的宗教的行为,皆建筑在这点上。古诗中的‘伤彼蕙兰花,含笑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扫。”都是借花喻惜人生之无常。诗人对这点最为敏感,而醉心名利的人,是给荣誉和黄金蒙住眼睛的,毫无认识自身的能力与余暇。其实‘人生无常’,原是个平凡的道理。但世间‘相逢不知老’的人太多,因此这话成了空言。”

爸爸和他又谈到吃素和戒杀,爸爸对邵先生说:

“我是父亲的遗习,除幼年吃过火腿外,平生不知肉味,吃了鲜肉要呕吐。现在偶尔吃点鱼和蛋,基本上吃素食。我戒过酒,现在晚餐时喝一点黄酒,对睡觉有好处。‘戒杀’———他沉吟了一下———是为了‘护生’,内骨子是‘护心’,去掉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乃是护生的主要目的。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理,扩大了就会移用于同类的人。故护生戒杀实在是为了人生,不是为动植物。对‘护生戒杀’切勿拘泥字面,一拘泥连水也不能喝了,一滴水中有多多少少微生物啊?”

谈到这里,两人相顾大笑。……

爸爸被关在美术学校里“隔离审查”一个多月,竟在这“牢房”似的地方和邵先生大谈其宗教和护生。如果让“造反派”们知道了,会被称为“放毒”,受到大批特批。没想到他们在这雨横风狂暗无天日的日子里给他创造了一个世外桃源,使他可以在其中痛快地宣扬宗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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